摘要：认为西学“拙于言通几”，是方以智比较中西哲学提出的一个独到见解。其理由在于：第一，从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来看，当时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尚未分离，纯粹的哲学并未成为卓然独立的学科，故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的“通几”之学才是真正思辨的哲学；第二，从哲学的内容来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哲学关注的主要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不是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故与此相比，中国的“通几”之学更有助于“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第三，从方法论上来看，研究“通几”不仅需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更需要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易学和气论具有明显的优势；第四，从哲学形上学的价值论属性来看，基督教哲学的人生观似亦不及中国佛学在“∴”的审美境界中所展示的入世与出世圆融不二的人生智慧。这些理由，都体现了方以智独到的哲学眼光。
关键词：方以智；质测；通几；中国哲学；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8.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05-009
认为西方哲学水平不高，是方以智比较中西哲学提出的一个独到见解。他在《通雅》中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1]37 又在《物理小识》自序中说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2]1。此说颇近于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唐诗“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批评西方哲学[3]，而内涵或有差异。在17世纪的中国，与当时流行的推崇西方哲学的言论相比，方以智的这些言论体现了他独到的哲学眼光。
为什么方以智会认为西学“拙于言通几”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侯外庐指出：“我们仔细推敲方以智在许多地方的论断，就可以发现所谓西人‘拙于言通几’的实质，多半是指基督教神学。”[4]1163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方以智之所以认为西方哲学水平不高，又不限于他与基督教神学的分歧。当时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分离，无论是传教士高一志的《西学》一文还是艾儒略的《西学凡》一书，都认为哲学中包含物理学、数学或几何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哲学被称为“理科”，高踞于其上的神学才是“道科”。而方以智已认识到哲学与自然科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了，所以他并不因为西方自然科学发达就连带着推崇其“理科”（哲学）的全部内容。
西方学者习惯依照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近的程度来衡量其价值，方以智则反过来以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近的程度来衡量其价值，因而有西学“通几未举”或“拙于言通几”之说。这一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立场来看西方哲学的思路，体现了方以智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而他对“泰西质测颇精”的肯定和推重、对“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哲学观的阐扬和论析，又表现了他吸取西学之精华来发展中国哲学的宽广胸怀和卓越见识。
一、“以天地信自然之公，以自心信东西之同
——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新学理的认同
促使方以智去研究西学的，是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他的科学兴趣，原本来自16世纪中国本土兴起的科学思潮。其自述家学渊源曰：“先曾祖本庵公知医具三才之故，廷尉公、中丞公皆留心征验，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癖。”[2]108其子方中通云：“邓潜谷先生作《物性志》，收《函史》上编。余曾祖廷尉公曰：此亦说卦极物之旨乎！王虚舟先生作《物理所》，崇祯辛未，老父为梓之。”（1）、[2]1以上所论列的各位学者，都代表了一种从《易》学中开出新兴“质测之学”的思路。他们所给予方以智的影响，是其科学兴趣的最初动因。
方以智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徐光启、李之藻与传教士合作传播西学的高潮期。他9岁以前就读过介绍西学的书籍。9岁那年向热心西学的福建佥事熊明遇问学，“喜其精论”[2]3。19岁拜访热心倡导西学的开明士大夫瞿式耜。1634年寓居南京期间，读《天学初函》等西学书籍。1641年进京，有机会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交往，学得不少西学知识。其子方中通在《与西洋汤道未先生论历法》一诗附注中说：“先生（汤若望）崇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5]83 1651—1653年，方中通遵父嘱，跟随住在南京的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学习，而穆尼阁乃是一位以宣传哥白尼学说而著名的人物。
在素来强调“夷夏之大防”的中国，提出“借远西为郯子”，是方以智接受西学的一面堂皇旗帜。当年周王朝式微，精通周礼的人们抱礼器奔窜于四方，孔子为复兴周礼，问礼于东夷的郯子。方以智之所谓“借远西为郯子”，即是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失传，不得不借远西以复兴，所以，向西方人学习科学知识，不过是把中国本有的东西重新拿回来而已。这是一种“西学中源论”的观点。但他已意识到西方的科学知识自有其独到的创新之处，实际上是远远超出古代人的认识水平的。他引邓元锡的话说：“区宇之内，土壤少殊，物生随异，而况分华夷，限山海，其诙诡俶怪之变，胡可胜纪？古所无者，何知今非创产？今狎见者，乌知后之不变灭乎？”[2]3因此，他反对泥古，提倡尊重科学新知的启蒙精神。他说：“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1]20
他在《通雅》卷十一《天文·历测》中，依据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批评了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现象的各种臆说，肯定科学的新发现乃是“前所未有”的创造。例如，论“九天”，他认为中国古人本是“虚立九名”，只是在利玛窦来华后才成为确有科学依据的“征实”之论。又如，论“云汉”（银河）：古人说“河精上为天汉”，又云“水气发而升，精华浮上”，此乃臆说，事实是：“云汉，细星之光也。……西学以窥天镜窥之，皆为至细之星……望之则若河耳。……今西图增入微星，又测觜入参度四十分，皆前所未有。”[1]151如此等等，都是对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古之所无、今之新创的充分肯定。
如说方以智在《通雅》中仍持地心说立场，到了他写《物理小识》的时候，则开始有保留地接受哥白尼学说。《物理小识》卷一《历类》云：“穆公（穆尼阁）曰：地亦有游。”又阐述道：“欲明其理，理则如此。盖从前止以经星宿天而日周之，不知经星亦自行于静天，而静天不可见，故无悟者。”（2）、[2]23这一论述，与《崇祯历书》中介绍哥白尼学说的论述非常相似。《崇祯历书·五纬历指卷一》中直接介绍了日心地动说的重要内容：“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左行，亦非星之本行，盖星无昼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气火通为一球自西徂东，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以上人见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则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亦地之小周面天上之大周也。”[6]《崇祯历书》的这段话来自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1卷第8章。原文为：“为什么我们不承认看起来是天穹的周日旋转，实际上是地球运动的反映呢？这种情况正如维尔吉耳在史诗《艾尼斯》中所说的：‘我们离开港口向前远航，陆地和城市悄悄退向后方。’当船舶静静地行驶，船员们从外界每件事物都可看到船的运动的反映。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设想自己和船上一切东西都静止不动。与此相同，地球的运动无疑地会产生整个宇宙在旋转这样一种印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