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文学科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它是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具有鲜明个体性和理想超越性的精神创造活动；人文学科学术方法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人文学方法时代、自然科学方法时代和人文学方法的现代自觉时代；而解读经典，理解意蕴，体验生命，阐释意义，则是人文研究方法前后相续、密切相联的四个学术环节。
关键词： 人文学科；学科特性；学术方法
中图分类号： C0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2020114
一、人文学科的学术特性
巴赫金在揭示“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时，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学术差异作了鲜明对比。他写道：“认识物与认识人。这两者须要作为两个极端来说明。一个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认识者）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地揭示出来。这种没有自己不可割让不可吞噬的内核的物，只可能成为实际利用的对象。第二个极端，就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是提问，是祈祷。个人须要自由的自我袒露。这里有着内在的吞不进吃不掉的核心……认识者在这里提问，不是看着一个死物来问自己和第三者，而是问被认识者本人，好感和喜爱具有的意义。这里的标准，不是认识的准确性，而是契入的深度。这里认识的目标，在于个人特性。这是一个作出发现、袒露心迹、了解情况、告知事情的领域。”[1]1在这里，巴赫金从研究对象、学术性质、学术标准和学术目标等方面，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差异作了明确区分。联系当时苏联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这段话既显示出巴赫金精深的学术见解，也包含了巴赫金深厚的人文情怀。
“人”不同于“物”。以“认识人”为对象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以“认识物”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与人文学科独特的学科品格或研究特性相联系的。因此，在讨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人文学科的学科品格和学术特性。 与实证性的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科的学科品格和研究特性，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即人文学科的研究活动是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具有鲜明个体性和理想超越性的精神创造活动。换言之，人文学科的研究特性表现在四个方面：学术主体的个体性，学术精神的超越性，学术研究的传统性，学术意识的民族性①。
（一）学术主体的个体性
主体有个体与群体之分，原始文化是一种群体创造，现代文化则以个体创造为主。所谓学术主体的个体性，是指现代人文学术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体现出人文学者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研究过程和精神产品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文学、史学、哲学，美学，无谈到“人文科学的特点”时认为：“人文科学的基本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一）个性化；（二）民族性；（三）超越性；（四）非实证性；（五）历史积淀性。”（李维武《人文科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本节观点受惠于李维武教授，但重新梳理，以显己意，具体论述则不敢掠美，并紧扣“学术活动”，尽量避免“学术”“艺术”混而不分。不如此。17世纪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论“精神作品”的创造，有一段话说得好：“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一部精神杰作是由几个人完成的：荷马创作《伊利亚特》，维吉尔创作《埃内依德》，李维创作《罗马史》和罗马的演说家创作他的演说，都是如此。”[2]75屈原创作《离骚》，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司马迁写作《史记》，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章学诚写作《文史通义》，同样是如此。一部伟大的精神杰作，无不是一颗伟大心灵的独特创造。科学定律是客观存在，科学家的创见只是去重新发现这种定律，而人文艺术作品则不是客观存在，它只有经过人文学者和艺术家从无到有的创造才能存在。这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之一。没有莱奥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将不存在，但没有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相对论却照样存在；没有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将不存在，但没有牛顿，机械运动的定律照样存在；没有乔治·奥威尔，《1984》就不存在，而没有达尔文，进化论照样存在。[3]187-188
人文研究的个体独特性，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即个体的精神创造，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个体的人格境界。钱锺书被誉为“文化昆仑”，他以《谈艺录》《管锥编》为代表的学术著作，就体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首先，这是其独特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维的结晶。这两部现代学术经典都采用了传统的札记体，在讲究体系化的20世纪，采用了反体系的形式。其次，饱含着独特的生命体验。如钱锺书所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4]1《管锥编》同样如此，“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5]132。再次，又体现出独立的学术人格。钱锺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一“夫子自道”显示出的学术人格，极大地增加了其著作的学术魅力。冯友兰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三史论古今，六书纪贞元”，同样是其独特的学术经历、生命体验和人格境界的结晶。
人文研究的个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同一学派的传承发展中。一部中国儒学史，可以分为原始儒学、两汉经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等等。而从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义利”、荀子的“隆礼”，到董仲舒的“天人之学”、韩愈的追寻“道统”，再到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等，每一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核心理念都是各不相同的。再以现代新儒学来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都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58年他们曾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然而，他们各自的治学途径、学术建树、学术风格，同样各具个性，特色鲜明。
自然科学发现“物”的客观规律，不妨集体协作，殊途同归；人文学科探寻“人”的生命意义，必须以心换心，自出机杼。自然科学是“发现”，人文学科是“创造”；自然科学是“项目”，人文学科是“专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今人文研究中的“集体项目”制，是违背人文学科的自身规律的，也是难以产生真正有深度有个性的学术精品的。有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证。中国史家有“前四史”之说，也以“前四史”为典范。为什么史家如此重视“前四史”？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四史”都是史家的个人著述，都有司马迁那样，在自己的著述中“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自唐代开始，各朝都设“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从此，“正史”都由史官们集体编修，成为一种“集体项目”。国史馆集体修史，极大地加快了修史速度，有唐一代便完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史”。然而，作为一种学术代价，由司马迁所开创的史学传统，在此后的“正史”体系中再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