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昭科学大师的乱世沉浮

主任。在东北剿总司令部，汪德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卫立煌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由于了解到握有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兵力的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再加上当时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客观上使卫立煌缺少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的条件。卫立煌在同汪德昭多次密商和会意之后，顶住蒋介石的命令，在锦州战役最激烈的时刻，迟迟不肯驰援锦州，造成了国民党的战败；卫立煌还采取措施阻挠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的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以此来实践自己在“代电”中的诺言。到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形势胜负已判。于是，次年4月汪德昭辗转香港，于1950年重返法国巴黎，仍旧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供职。

汪德昭的这样一段经历，在当时鲜为人知。就连严济慈、钱三强等这样一些极熟悉他的老朋友，当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东北。对此，汪德昭平静地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人那么高的觉悟，但也懂得应当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处在我那样的地位，都会这么做，不去考虑个人安危的！”

汪德昭返回巴黎以后，利用其曾担任两届巴黎中国留学生会长的身份，自办小报《侨众》，专门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组织青年科技人员聚会，鼓励和协助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其中吴仲华一家（吴仲华及夫人李敏华都是中科院院士）和梅祖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国后为清华大学教授）等学者的回国均得到了汪德昭的帮助。因为当时中法尚未建交，人们亲切地称汪德昭为“地下大使”。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汪德昭在巴黎带领学生自制五星红旗进行募捐，这也是在巴黎出现的第一面新中国国旗。募捐过程中，汪德昭带头捐出了一个月工资，其他人也纷纷捐款，仅仅四天就募到了53万多法郎和部分美元及金银珠宝等，并转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十年逆境

新中国成立后，汪德昭响应周恩来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当时中央负责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授命汪德昭组建中国自己的水声研究队伍，发展中国水声事业。

临危受命的汪德昭，认识到水声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水声学研究队伍。于是马上撰写报告，向中央建议立即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物理系高年级遴选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水声研究。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中科院参加水声研究，边干边学。人们把这一措施形象地称为“拔青苗”。当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大部分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汪德昭的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更有相当数量的人已颇负国际学术声望。

1964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声学所第一任所长。然而，好景不长，声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两年，“文革”浩劫席卷而来，汪德昭迎头赶超国际水声先进水平的目标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被造反派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我国国防水声学研究发展的大好局面也被打乱。

由于与卫立煌特殊的关系和“不清不楚的过去”，文革期间，汪德昭成为了“横扫”的对象，被查封抄家、挨批斗、受凌辱、遭体罚，年过花甲的汪德昭饱受折磨。“站不完的队，认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文革让一向旷达豪放、拉得一手小提琴、嗓子也不错的汪德昭变得判若两人，白天战战兢兢，夜里提心吊胆。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汪德昭脸色铁青、表情木然、语气迟缓。只要听到有敲门声，不管是查水、查电还是送煤，汪德昭都心惊肉跳地下意识往门后躲，时不时也会突然喊出“这是怎么搞的？我要告诉周总理！”这般呼号。

文革期间，声学所解散，汪德昭被撤职。有人曾劝他退休，汪德昭断然拒绝道：“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怎么能退休！水声科研是我的岗位，我要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干下去！”一次，我国设在某地的水下新技术装置发生了故障，这个装置本是汪德昭和他学生们的劳动成果，无法到现场参加修复的他，特意找到修复组的同志，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元钱说：“我去不了现场，可心里想着现场，放心不下呀！修复情况怎么样，你就用这一元钱给我拍一封私人电报，通个消息。”他们约定，装置修好了，就发“令姨康复”；修不好，就发“令姨梗塞”，而直至收到了“令姨康复”的回信，汪德昭悬着的一颗心才总算落了下来。

重振旗鼓

十年动乱，让我国刚刚起步的声学研究事业陷入了极端混乱局面。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汪德昭连夜疾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帮助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汪德昭在信中，阐述了水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任务、作用，中国水声学的发展历史，文革中声学所遭解体、声学研究发展速度减缓、水声学的发展遭受挫折的现状，以及国际上的声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情况，最后他“以一个党内科技工作者”的身份，郑重提出建议：“立即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九百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水声工作站），为研究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服务”。在信中，汪德昭还婉言辞谢了当时有关部门准备让他当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任命，表达了一个大科学家“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研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审阅，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按照小平的批示，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等都做了许多工作，重新将声学所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完成了移交手续。1979年1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召开复所大会，汪德昭仍被任命为所长。

在汪德昭及几任所长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走过了几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广大声学工作者的奋力拼搏，声学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唯一、世界少有的国家级声学综合研究机构，形成了环境声学与噪声控制技术、超声学与声学微系统技术、水声物理与水声探测技术、语言声学与语音信号处理技术、声学制导与数字系统集成技术、数字音视频与宽带网络技术等优势学科，其研究水平和实力在国内声学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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