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以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观进行了纵向考察,评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问题的主要认识成果,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中国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旨在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8-0114-07
沈谦芳(1965—),男,安徽安庆人,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卢水平(1973—),男,江西高安人,上饶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硕士｡(江西上饶 334001)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课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协调发展研究”(编号05ZX03)的阶段性成果,上饶师范学院院设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历史考察”的最终成果｡
崇尚科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认真梳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全面看待科学,形成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进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陈独秀的科学观代表了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先进中国人检讨中国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精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在对欧洲近代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后,陈独秀深深体会到科学的威力,感叹曰:“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反观中国,他以痛苦的心情倾诉:“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气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图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至今尚未走出蒙昧时代的原因,也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于是,他郑重宣布:“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强调中国人若要想摆脱蒙昧状态,“羞为浅化之民”,只有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
那么,陈独秀所大声疾呼的科学,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就是说,科学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人们综合客观现象,形成对于事物的一定概念｡由此可见,陈独秀的科学观是一种以经验归纳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即坚持实证经验与主观理性的统一,既强调事事求诸证实,又要求尊重科学理性和客观规律｡他把实证原则和科学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是否有存在合理性的尺度,认为无论什么事物和观念,如果经过实证和理性判断“无裨于现实生活”,即使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2]因而,陈独秀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也指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陈独秀认为,科学包含相互联系的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科学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信仰,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3]这里,陈独秀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说明一切学问,认为离开了科学方法的思想,只能是空洞的想象或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
在陈独秀的科学概念中,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直至马克思主义科学,大都是来自于西方｡他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是“有想象而无科学”,并将欧化与孔教对立起来｡他宣称在中国被独尊两千多年的儒学“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他甚至把鼓吹西洋新思潮和新文化看作中国“最后的希望”和唯一的出路,主张中国文化的未来必须放弃孔教,实施欧化｡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他赞成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看重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注重用科学思想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思想的批驳,重视对科学的功能及其威力的宣传和阐扬,这一切为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提高､科学思想的深化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尤其是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正式起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对科学不同程度的神圣化,对西方科学文化的顶礼膜拜,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健康发展,使人们对科学知识及科学事业的本质和职能产生了不应有的误解或幻想,为“全盘西化”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二
毛泽东的科学观孕育､发展于革命战争凯歌行进和新中国建设艰难起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国化的开篇成果｡
毛泽东认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4]他深知科学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曾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谆谆告诫:“要知道有科学才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5]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包含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不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法承担指导革命的任务｡他反对“五四运动”以来较为盛行的“中国历来没有自然科学”的观点,辩驳说:“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逐渐发达｡”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40年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他在成立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 为此,他提出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不了解它,“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6]
毛泽东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29年《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他就提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强调了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1940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上,毛泽东还就社会科学问题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7]他认为“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强调搞自然科学的人要学习辩证法｡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8]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独立的支撑作用,并把科学技术进步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1956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9]1969年,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还把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为三大革命运动,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切实保证｡
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他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10]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1]解放后,毛泽东提出“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2]｡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知识分子问题划入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13]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潮的严重干扰,毛泽东的这些好的思想观点未能得到贯彻落实｡
毛泽东曾经认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14]但是,由于种种复杂严峻的国内环境的限制,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想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大学问家｡与陈独秀蔑视传统文化,欣羡西方科技,推崇西方文化不同,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认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可割断历史,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的科学观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既具有中华民族底蕴,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在毛泽东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年轻的共和国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很快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高科技领域的重大胜利｡“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力,振奋了中国人心,成为中华民族自立更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研究并创造奇迹的象征｡
三
邓小平的科学观形成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既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又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新篇章｡
邓小平认为:“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15]然而,他的创新之处不只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从生产力的角度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邓小平在大会上精辟地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且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6]1988年,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92年初,在南方巡视期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芽”[17]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有关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他说:外国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资产阶级领导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8]这就从政治高度指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必须在科技发展方面迅速赶超世界先进｡对此,他充满信心:“我国现在科研人员少,队伍小,比不上那些发达的大国,……但是,正象有的同志说的,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19]他强调必须发展高新科技,认为高新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因此,“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20]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间,他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指出:“自然科学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基础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21]
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是邓小平科学观的精彩之笔｡他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否则,它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打开国门,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已经成熟的科技成果｡积极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是一种极富远见的战略思考,是一种使中华民族永远在科学技术上快速发展的战略思考｡他说:“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22]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科学观的核心｡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3]他在深刻总结党在对待知识和人才问题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我们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4]他针对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思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坚决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罪名｡他主张:只要是人才,既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使用;对于科技工作者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以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他提出干部“四化”标准,要求选择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去,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他要求全党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些观点和思想为我们党和国家尊重､重用知识分子提供了政策依据｡
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推动科学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核心,不断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施了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973”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了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科技攻关计划,抢占未来国际高技术竞争制高点的“863”计划,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以及面向农村科技需求的“星火计划”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形成了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产业技术开发相互协调的总体布局,为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科学观兼具政治家的远见和思想家的深邃,形成了创新性､时代性､实践性､前瞻性的突出特征｡
四
江泽民的科学观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发展到更加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在理论上,江泽民深刻揭示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25],认为没有创新,科学就不能进步｡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提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者相互联系､同样重要,“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26]
在战略上,江泽民主张坚持把科技工作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出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关键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劳动者结合;提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呼吁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提出坚持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并重,大力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科学｡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在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中,江泽民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27]｡我国科学技术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全面发展时期｡
在实践上,江泽民强调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他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对“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道路”[28]问题作了精心思考｡他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整合国家创新资源,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建立一支宏大的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正确处理科技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确保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观点,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使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29]他要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全部的科学工作中去,并以此保证我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及其成果的正确运用｡
江泽民作为一位有着多年科技工作经历､具有深厚科学素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当今世界科学发展形势及趋势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和透彻的认识｡他的科学观,立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大学科之上,具有全面性;在重要思想观点､战略决策､方式方法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认识,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具有创新性;既用科学家的眼光自我审视,细微深刻,又跳出科学看科学,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高屋建瓴,总览全局,具有战略性;既来源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实践,又运用于指导科技体制改革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实践,具有实践性｡江泽民的科学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领域的展开｡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的科学事业,必然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江泽民的科学观｡
五
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观的发展历程,是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奋斗历程｡回顾并考察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全面看待科学,崇尚科学,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我们要全面看待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调发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今社会,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整体化发展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今天所需要和倡导的科学,学科上不只是单一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发展的科学;形态上不只是单一的科学知识,而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四轮驱动的科学;功能上不单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针对我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较为不平衡发展的现实,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为我国科学政策的调整指明了方向;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则是调整我国科学政策的重大举措｡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科学的协调发展｡
其次,我们要崇尚科学,在全社会大力形成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领会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演绎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发展科学事业进而推动国家强盛的活剧｡21世纪,科学必将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阔步前进,必将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日趋激烈的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学实力和技术水平是竞争的关键｡能否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兴衰存亡;能否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则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进退强弱｡我们要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全社会大兴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坚决反对愚昧无知和抵制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错误思潮｡2006年新春伊始,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了我国未来十五年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各级党委和政府､教育和科学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要行动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浓厚的科学氛围,不断开创我国科学事业的新局面｡
其三,我们要加强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明创造,就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当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要从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观里汲取智慧和动力,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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