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表现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日趋理性和成熟,文化建设方针和政策进入系统化和与时俱进的新时期——对此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加以概括和分析。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10-0012-09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构成其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影响和制约其对文化与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方针和政策的主要理论观点:一是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二是在阶级社会,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文化也必定占据统治地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的认定、关于文化建设的核心与深层理念均建基其上。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建设方针政策的研究,主要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等领域的宏观问题,思想道德与自然科学等不在论列之内。
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念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和看待文化,特别突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工具性,以使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为革命为战争服务的功能。这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和文化实践的最重要特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得到明确表达,毛泽东、瞿秋白和中共有关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文件中均明确:文化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灌输。抗日战争时期,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文化观得到系统阐述,其代表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具有实质性长期影响的主要观点是:“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1](P865、866)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艺/文化的评价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第一。必须承认,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观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建设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过巨大的配合与推动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政治服务的文化理念和革命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则基本上延续下来。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与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相比,在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里,中共中央并未制定有关新中国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专门文件,也未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建设原则作出过新的系统阐述。但是,从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有关文件和讲话中,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对民主革命时期文化观的继承和延续。当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理念的表达时强时弱。基本上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和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中,这一理念并未进行总体强调;而在“反右派”运动中、1960年和60年代中期及其以后则得到强烈表达。其次,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理念实际上表现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与实践。从广义上讲,为政治服务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从狭义上说,就是为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服务。
从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建设服务这一方面讲,新中国头30年的文化建设成就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牢固确立;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工农大众的文化和受教育权利得到高度重视和伸张;反映革命历程和工农兵生活的文艺作品迅猛发展;一些特定的学术领域得到拓展和深化;一大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得到培养和锻炼等等。如果考虑到自然科学特别是以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那么,新中国头30年的文化建设成就更需要给予应有的肯定。
当然,为政治服务的文化理念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特别是将之狭隘地理解成为政治运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时候。进一步言之,这种理念很容易将意识形态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过于凸显和胶着于政治正确、“政治挂帅”,从而导致整个文化事业的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历史经验带来的路径依赖,很容易导致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思维和手段平移到文化领域,力图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来追求文化领域内谁胜谁负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到60年代中期遍及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虽然对于它们的具体评价需要分开言说,但就其推动中国文化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作用而言是同方向的,且其简单而粗暴的手段、方式和特征是高度雷同的。特别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危害性便立刻升级。
在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即使将政治理解为整个国家建设事业,那么它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助长机械地理解文化与国家建设事业之间的关系,借助上纲为政治推行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某些做法。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文艺要“写政策”,密切配合政治运动;为工农兵服务就要写工农兵的生活,写有意义的重大题材等等。“大跃进”时期又提出类似要求,典型口号就是文艺要“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所谓“中心”就是“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要求文艺也要像物质生产一样,定计划、定指标,按期完成,实现“跃进”等等。虽然,这些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做法当年已经被清楚地认识到并不断提出克服要求,可是始终收效甚微,甚至日趋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与贯彻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密切相关。为政治服务需要落实,合乎逻辑的行为自然是细化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沿着为政治服务这一方向推导出来的条条框框如果影响到文化的健康发展因而受到批评,至多是理解的片面或狭窄,而推导不出这些要求或者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则是政治问题。按照这些要求去做,没有做好是艺术实践问题,而不按这些要求去做则是立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等等便难以避免。实际上,科学研究、教育等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
总之,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其虽有特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局限性或缺失亦同样存在。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中,这一理念必须进行调整和更新。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开始,中国共产党很快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二为”方向。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和转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文化是有阶级性的观点并未放弃,但它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经常提起、突出强调,而是放在其应有的深层理论支撑的地位上。概言之,文化不能脱离政治,但不能从属于政治。有了这一前提,一些长期困扰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便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了,或者不在以往意义上存在了,如行政干预过多、过于简单粗暴的问题,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常混淆等等。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里,要求克服这些缺点的言说不断出现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相关文件和讲话中,然而却收效甚微,甚至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这其中的症结之一,便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这一理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与实践结合在一起,使文化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成为政治的附庸。所以,上述问题的解决自然要以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的消失或更正为前提。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理性也更科学的认识,审视文化和文化建设的视野更宏阔、更富时代感。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前,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其突出特点:一是强调文化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一翼,必须起到配合与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用;二是在突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政治的紧密关联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原则,树立政治标准第一,政治挂帅的理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审视文化的立足点和视野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其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被概括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设专节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和1996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精神明文建设的决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精神文明被界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正如十二大报告所言,过去讲社会主义特征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之一,它突破了过去仅仅强调文化的“配合”作用和政治功能的单一认识和视角,而将之提升至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更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认知。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战略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加以郑重确认和阐述。从十五大到十七大,每次党代会报告均设专节阐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并且对精神文明或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有与时俱进的新认识,其突出特点是放到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放到世界各民族交往日趋频繁、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中来看待。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P33)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在“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3](P558)十七大报告在上述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提出后,精神文明的概念视语境的不同依然在使用。实际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对应的参照物不同。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文化建设相对于政治、经济、社会。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表述上更一致,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发展方向。
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到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一重要思想“将文化建设从党所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上升为党的建设的本质层次和政治方向上来”,无疑深化了对文化和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4](P427)当然,发展先进文化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统一的,目标和基本要求一致,只是言说角度不同,这在十六大报告中有明确表达。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同样十分重大。既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自然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仅仅如此理解还不够。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比,其他发展只具有手段价值。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有利于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知,有利于文化自身相对独立性的保持和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演进。此外,在新世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任务,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功能。
三、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建设方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执政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因而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综观新中国的历史,什么时候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作出错误理解或阐释的时候,文化发展便会历经曲折甚至遭受劫难,如60年代的文化批判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什么时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科学解读的时候,便会带来文化领域的活跃与繁荣,如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等。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如何保证和促进文化的活跃与繁荣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双百”方针,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了“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尊重精神生产规律,注意分清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等方针。这些探索需要充分肯定。当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受制于“左”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受制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念,这些方针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方针和政策进入系统化和与时俱进的新时期。对此,我们可以从下述三个层次来解读。第一个层次,是文化建设的目标。概而言之,就是建设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其内容包括:(1)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2)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3)立足中国实际,积极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努力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4)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上几个方面,既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性的方针,又有反映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建设实践的新经验;既有继承性的内容,又有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民众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和自主性、选择性不断增强的现实而提出的新方针。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和性质,主要关注文化自身的功能和内在要求,那么下述几点则侧重于从执政和领导的角度、从更具体的保证措施出发提出的方针,是为第三个层次,主要内容包括:(1)坚持“两手抓”、“两手强”。关于“两手抓”、“两手强”的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80年代中后期,针对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频发、社会道德滑坡和价值失范、以及学潮和政治风波,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有时表述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但总体意思很明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一起抓。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放松了。此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手抓”含义逐步确定下来。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P237、238)伴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推进,文化市场及其带来的问题日益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1996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我们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5](P508、508-509)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18条,专门阐述“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均重申了这一方针。进入新世纪后,“两手抓”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2003年6月,李长春同志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当今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6](P345)新的“两手抓”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最新时代要求。不同意义上的“两手抓”,具有各自的指向和作用,依据不同语境而被使用。
(2)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此后,这一方针得到不断重申和解释。概言之,就是集中力量抓繁荣,促发展,多生产人民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团结鼓劲,正面引导,不搞‘大批判’,不搞无谓争论。”当然,不搞争论,绝不是不分是非,“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对思想认识问题,则慎重对待,讲究方式方法,[7](P1534)决不回归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批判”的路径和方式。历史证明,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寻找和批判异己上,一方面会使思维和思想不断窄化,有意无意间增强排他性和封闭性;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主义文化自身的成长和积累,毕竟文化自身的厚重和魅力才是生命力所在。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文化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3)抓宏观、抓方向,抓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科学地领导文化建设始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政治与行政干预太多。改革开放后,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执政党逐渐改变以往的领导方式,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思潮和思想动向的判断和引导上。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由于新的领导方式需要一个实践经验积累的过程,所以还不可能很快到位。这表现在,一方面对于具体文化作品和思想观点的直接干预和过度反应仍不时出现,虽然与此同时避免搞批判运动、避免整人;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思潮性、方向性的问题的判断和处理或者显得迟钝或者态度不明朗。进入90年代以后,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导向性的宏观问题上,议大事、抓大事,分析形势,预测趋势,注重正面引导,不纠缠于具体作品和具体观点,把握好度。这些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
(4)注重社会效益,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代,严格说来不存在文化成果的经济效益问题。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逐渐出现了,但一段时期内尚不突出。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概括说来,就是社会效益第一,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5)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共识确立后,自然科学受到高度重视亦属合乎逻辑的结果。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的文化批判运动和“左”倾错误思想干扰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扭曲样态,也容易使人们对其产生轻视和误解。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逐步改观。199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报告,以及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均论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问题。特别是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审视哲学社会科学地位、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央文件,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纵观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有关文献,其主要内容可以做如下归纳:一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二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要努力使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创新和先进文化发展,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三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四是,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进入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其原因和背景主要在于:一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迅速进步,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亟需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而单靠技术的进步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于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思想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二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意义。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文化积累和实力,决定着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准。当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巨大提升后,当物质现代化的饥渴得到初步缓解后,当国民素质在诸多方面落后于物质进步后,当中国在日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往中深感哲学社会科学的滞后之后,从执政党到一般知识分子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便有了不同以往的体认。重视并采取有效手段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便是合乎历史和逻辑的举动了。三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直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研究本身便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领域与学科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运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论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问题时,都会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着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进入新世纪后,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便是具体的落实之举。
(6)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外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时期陷于停顿。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逐步全方位展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是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文化成果。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化,90年代末,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认识初步形成。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是明显的,与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相伴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渗透对中国的挑战愈来愈大。如何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确立并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文化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战略逐步明晰,并有了具体设想。2003年2月,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认真研究制定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战略,统筹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多种资源和手段,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外舆论宣传,主动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工作的新格局。进一步言之,主要举措包括:以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重点;努力扩大中国广播电视在全球的覆盖率;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大各种出版物的海外发行,更多地构筑宣传当代中国、传播中华文化的窗口、桥梁和前沿阵地;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出口,形成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积极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各文化企业和民间团体的积极性,逐步形成政府交流与民间交流并举,积极引入商业运作机制的新局面。[6](P542-543)此后,中共中央在有关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包括十七大报告中,均不断重申“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
纵观中共中央关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部署,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明确“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文化体制改革自80年代便开始了,但具有实质意义的进展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在确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中,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很快明确下来。问题很清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通过市场或商业运作是很难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而且文化产业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大多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蓝图中言说的。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一般是将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放在一起论述的。严格说来,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分属不同领域。对外宣传主要体现国家的政治要求,服从于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家形象,服务于阐明中国政府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等,当然,其中也包括展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与魅力。而对外文化交流,虽然也属于政治要求颇强的领域,但与对外宣传毕竟不同,它主要借助有文化内涵的项目、借助于文化产品的营销进行。换言之,文化“走出去”战略,既包括在国际文化市场上中国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也包括其他渠道和形式的中华文化的展示与阐释。当然,从执政党的角度,将对外宣传与对外文化交流放在一起来考虑,更有利于统筹战略部署。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日趋重视。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但是,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或者出于反封建的需要,或者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笼统否定为主。改革开放初期,在反思“左”倾政治与封建传统关系的思想氛围中,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饥渴症下,虽然民间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趋于客观的审视,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言说基本上还是重复着以往的原则性立场。当然,话语虽然基本相同,背后的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认识到过去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过度了,应该有一个更客观更科学的态度和评价。进入90年代后,从反思“西化”思潮出发,传统文化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方面开始得到重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更为明显,党的十六大与十七大的报告均谈到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问题。传统文化受到与日俱增的重视,固然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凝聚民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密切相关,同时也和在国际交往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有效地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相关。在国际文化交往中,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面临诸多限制,而中国传统文化或基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成果则较易获得国际交往空间和舞台。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数千年历史积累,更容易被国际社会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来看待,更容易提炼出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共同价值追求。
(7)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方针、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的初步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艺术部门和艺术团体的布局。包括精简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撤并重复设置的院团等。二是学习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做法,在文化单位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三是实行“双轨制”,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四是承认文化市场的合法地位。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翌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上述措施拉开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帷幕。但是,由于改革缺乏总体布局和规划,其作用有限。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伴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深入,文化工作管理体制、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机制的改革日显迫切。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共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199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等等。[8](P2061)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党的中央文件中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标志着党在文化属性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要转变,即从过去主要看重意识形态属性,到承认文化还有产业属性的一面,这是继承认“文化市场”的合法地位之后,关于文化认识的又一重要进步。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二分框架内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形成明确的系统的指导方针,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十六大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此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一些城市和文化单位的试点改革启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体制改革认识的进一步深入。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央制定的第一个专门规划五年期文化建设的纲要,其中包括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划。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作了宏观概括,并将“文化生产力”概念写入大会报告,表明党对文化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不断深化。综观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方针,其主导思想是非常清晰的:即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实行不同的发展策略,一方面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这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正是在上述系统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建设方针与政策的指导和引导下,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化逐步繁荣与发展起来。
四、结 语
纵观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方针政策,可以看到,其随时代发展而发生着的与时俱进的重要调整与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演进和文化建设方针的日趋理性、系统和开放方面,此其一。其二,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文化建设的关系,是制约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念和方针政策的核心问题。当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出简单、机械的理解时,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便容易出现偏失甚至扭曲,而当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富于理性和弹性的认识时,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便会符合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实际。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与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党对于自身从一个革命政党变为执政党的认识的明晰和深刻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功能的定位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宏观走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因为党深刻认识到自身长期执政的历史地位,认识到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而才有了符合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文化建设方针与政策的制定,也因此带来了中华文化的日趋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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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