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到来之际，以非凡的勇气和高度的智慧，围绕着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子这个战略课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富有成果的探索，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这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拓，提供了初步而可贵的指导。回望过去，是为了补益现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八大前后建设道路初探启示
一、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的开始。我们党面临着如何全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陌生而迫切的课题。在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前后的初始阶段的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提出过一些宝贵的思想和意见，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和许多积极的成果。这为后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些虽不很成熟，但又具有正确方向的基本原则，因而饱含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党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对苏联经验必须加以分析，不能盲目照抄照搬。
在我党的历史上，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已开始了独自探路的历程。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在建国后开始搞建设的时候，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模式自然起着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针对其间存在忽视本国实际、照搬他们某些并不成功的经验的问题，以及苏联自身所暴露的缺陷，早在１９５５年底，中央领导小范围内已提出要“以苏为鉴”的思想。随后，为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听取中央３０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和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基础上，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分别论述了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郑重地提出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上述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研究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以苏联为鉴戒而提出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照搬革命导师的每一句话。对于外国经验和他人之长，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概排斥或盲目照搬。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会上讲话时又精辟地指出：十月革命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忽视或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显然，报告和讲话都强调了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把别国经验和他人模式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富于“创造性”，这样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解决好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
（二）正确分析和回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党的八大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虽然不尽准确，也没有明确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但毕竟已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把着眼点放到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正如１９５７年４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所说：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三）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和观点。
针对１９５５年底之后建设事业中一度出现的只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急躁冒进偏差，１９５６年２月周恩来在国务院第２４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６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确认了此前中央会议在讨论１９５５年国家决算和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时所提出的一条重要方针，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随后，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请人们要正确了解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不要把它片面化和绝对化。
党的八大在认真总结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申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又统筹安排，切实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能按比例均衡地发展。之后，陈云在省级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经济计划应注意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资源安排总体要按生活、生产、基建这样的顺序来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反映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工作方针。
（四）在经济体制方面作出了一些非高度计划化的设想或尝试，指出了正确方向。
党的八大召开以前，毛泽东已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曾提出要改变国家过度集中的倾向，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的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改进经济体制的思想，提出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的意见，以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陈云在八大的发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在工商业经营、生产计划和市场方面分别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设想，其难能可贵的意见为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所吸纳。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要分别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作为主体，同时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这实际上蕴含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重要思想，成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的先导。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缺点和单一公有制的弊端，曾表示在一段时期内要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的谈话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和阐发。刘少奇在不同场合曾指出：要允许雇工，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并不可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在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量调研和取得共识的基础上，１９５７年秋，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经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第６１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８４次会议原则批准实施。文件的精神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厂矿企业，以克服中央和国家集权过多的弊端，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五）在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矛盾的学说。
经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矛盾问题的酝酿和思考，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１１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进一步富有成效的探索。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从而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它们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尤其是要紧扣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学会用新的工作方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主义自身不断进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六）在国家政治生活上提出了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若干意见和方针。
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一大上讲话时指出：民主专政的权力相当集中、相当大，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并且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
党的八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家民主生活，改进国家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建立完备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路线，确立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勾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
（七）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和方针。
１９５６年１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同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明确，并把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依靠力量，这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一个前提条件，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就营造自由民主气氛问题曾作了一些阐述。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则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和科学工作的方针，并为党的八大所确认。此后，他又曾多次作过重申和论述。
（八）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经过７年全国范围的执政实践，党的八大初步总结了执政党的建设经验，指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党员标准，重视思想教育，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同时，还作出了一些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制度安排，诸如：规定在党的全国、省级和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在县委以上各级党委都设立监察委员会等。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波匈事件为鉴，强调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监督，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正之风）。次年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讲话时，也特别强调了接受监督、扩大民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二、八大前后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启示
八大前后，我们党在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积极的创造性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一系列的正确认识和方针，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的是，主要由于我们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实践经验和认识的不足而使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甚至犯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原先积极的初步探索工作因此而未能顺利继续下去，许多正确意见和基本原则没能一以贯之。经历了二十来年的曲折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使我们走进了新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既拨乱反正、又继往开来，既坚持立国之本、又探索强国之路，使得历经艰辛摸索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上趋于成熟，实践上成功发展。从我们党最初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路子的宝贵探索中，可以体会到：
第一，要摆正“经”和“道”的关系。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学革命导师和借别人实践之“经”，更要结合时代特点和本国国情，处理好继承和创新、借鉴和突破的关系，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不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新解读，不断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新探索。这样，才能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之作，走好社会主义之“道”。
第二，发展确实是硬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抗性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必须坚定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要始终坚守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实现社会和谐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改革也是硬道理。要始终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革的社会，正确处理好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关系，以改革求发展谋稳定。只有高扬改革的旗帜，抓住改革（尤其是体制创新）这条主线进行自我调节和完善，才能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改革也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
第四，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根据党的历史方位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要始终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永远保持党员先进性为重点，着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有效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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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