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共享理念；共有；生命政治；哈特和奈格里；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5-0089-06
共享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自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来，学界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主要是“理论释析式”，即对国家相关文件进行理论解释和总结[1] 。因此，有学者建议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
本文试图借助当代激进左翼代表性人物哈特和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重点阐发的“共有”思想来透视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共有和共享是有区别的。共有是手段，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对共同财富的共有是与反抗的主体性的生产密切关联的；共享是目的，对共同财富的共享，即实现共同富裕。仅提共有，而不提共享，这是哈特和奈格里的一大缺点，但是他们的视角仍然对理解马克思的共享理念有很大帮助。
“共有”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是相对于“私有”和“公有”而言的，他们曾经说过：“共有之于共产主义，正如私有之于资本主义、公有之于社会主义。”[2]212他们认为，已经发展到生命政治时代的资本主义一方面私有化共有之物，阻碍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劳动对公有之物的生产也激起了主体的反抗潜能，这就为共有之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他们对后者的研究虽然乐观积极，却因过于抽象而令人生疑，而他们对前者的研究即共有和私有间的对峙则更多地散发着思想的光芒。
依据《大同世界》，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第一，自然资源的共有，指的是人们对江河、树木、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共有；第二，物质性产品的共有，指的是有形可见的商品的共有；第三，非物质性产品的共有，指的是情感、符号、图像、知识等无形的非物质产品的共有。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非物质性产品的共有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个领域就是主体得以生成并寄居的场所。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思想为分析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提供了启示。与“共有”的三个维度相对应，马克思的“共享”也可以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三个维度来考察。
一、自然资源的共享：马克思共享理论的第一重维度
哈特和奈格里对自然资源共有的观点受到了当代“剥夺性积累”理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的启发。大卫·哈维等基于对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解，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且在加强，比如对公有的水资源、石油资源、黄金和钻石的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等。他批判了横扫世界的私有化浪潮[3]，认为这种私有化浪潮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形态即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剥夺，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变得越来越穷。哈特和奈格里就此评论：“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通过对共同性的剥夺而实现持续积累，原始积累这个概念逐渐成为核心的分析工具。”[2]111
无论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还是大卫·哈维等剥夺性积累的批判者，对自然资源的剥夺的批判都可追溯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对该问题分析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对莱茵省议会林木盗窃法的批判。林木盗窃辩论是对马克思思想影响很关键的一个事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首次要对“物质利益”这一难题发表看法。其时，莱茵省议会对盗窃林木和捡拾枯枝烂叶不加区分一律视作盗窃，要求惩罚捡拾枯枝者。马克思对其给予严厉批判，他认为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为林木虽然是私有财产，但是林木占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树木本身，而树木并不拥有从它身上掉下来的枝叶。马克思又进一步从贫富差别的角度对之进行论证，认为捡拾枯枝是穷人的一种“习惯权力”。马克思指出，如果自然界的有机财富（树木）是早已肯定的所有者的财物，那么自然界的贫穷则是贫民的不定财物。“代替特权者的偶然任性而出现的是自然力的偶然性，这种自然力夺取了私有财产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4]252-253他还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正如富人不会要大街上的施舍物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自然界的施舍物（枯枝烂叶）。自然界的偶然任性枯枝是穷人的财产。“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4]253
在此，早期马克思强烈地质疑了代表富人阶层利益的私有财产制度，为穷人的习惯权利和基本的生存权利论证合法性。莱茵省议会的做法不仅是把自然资源（林木）私有化，而且也把自然界的偶然任性（枯枝）私有化。限于早期马克思思想局限，他只是对枯枝烂叶私有化、阻碍穷人的共享进行了谴责和批判。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辩论的评论依然可以看作是其共享理念形成发展中重要的初始环节。
对自然资源共享的分析，这在马克思文本中的第二个标志是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他认为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从对农民的剥夺开始。马克思以英国为案例细致地研究了这段历史。15世纪，通过剥夺农民公有土地的方式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在16世纪继续下去，但是，这些掠夺行为当时只是个人的暴力行为，而到了18世纪，法律本身成为掠夺的工具。对公有地的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这实际上是地主借以把公有地当作礼物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对公有地的有组织的盗窃同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结合起来，促使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工业“可以自由使用”的无产阶级。除此，对教会地产的掠夺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在英国，天主教会是绝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对修道院的压迫所实现的效果同样是把地卖给非常便宜的租地农场主和投机的市民，把修道院里的人驱逐到无产阶级行列。
总之，“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5]842。马克思看到这种情形虽然始于英国，但是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经历着类似的运动。
马克思分析的资本原始积累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除了“对农村居民的剥夺”，还包括“对殖民地的剥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不同，包括殖民制度、国家信贷、现代财政和保护关税制度等。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以采用暴力为基础，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了国家权力，即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所以，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最初诞生之时，采用暴力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有其进步性，其进步性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较封建社会的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对共享的阻碍，其制造出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就是为实现共享理念而努力。
二、物质性产品的共享：马克思共享理论的第二重维度
在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中不仅包含着对自然资源的共享问题，也包括了对物质性产品的共享问题。就物质性产品的共享来说，比如农村的土地就绝不单纯是自然资源，因其是已经被开发出来的劳动产品，所以是物质性产品。
除此之外，在马克思那里，物质性产品的共享更为重要的就是对商品的共享。这一点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大同世界中占有的笔墨并不多，不过可以根据他们的物质性劳动和非物质性劳动的划分得出。与哈特和奈格里相比，物质性产品的共享是马克思分析的重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就在于妨碍人们物质性产品的共享，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6]52资本主义机制就在于让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劳动产品极其少。他们投入的力量越大，获得的却越来越少，少到何种程度呢？《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即工人维持自己生命的价值、维持自己家人的价值和用于教育培训的价值。资本主义的机制是制造贫富差距，劳动产品无法在人们之间实现共享。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其根源，且不仅仅是对商品的分配，还包括对工人消费的限制也构成了对共享物质性产品的限制。资本“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范围，使表现必要劳动的那个价值成为实现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实现工人的交换能力的限制，并力求把这种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降到最低限度”[7] 。至少，每个资本家都希望自己的工人节约。同时，在经济繁荣时期，工人进行储蓄放弃了生活上的享受，但是危机时期工人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工人的節约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资本。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设想了未来社会对物质性产品的共享。“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5]96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产品的共享比商品共享更加重要的是废除私有财产，因为商品共享依然是有限度的。既然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那么就应该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成员的私有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丢掉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那里，始终存在的一条线索：劳动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阻碍共享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马克思的共享理论主要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制造非共享的形式呈现，而《哥达纲领批判》是少有的正面建构共享理论的重要文本，其中提出社会消费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 。自由平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是实现物质性产品的途径。当然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共享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本或特权分配，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因其直接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脱胎出来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按劳分配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其平等的权利扔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内”。因为这种平等的权力对不平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这些阵痛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物质性产品的共享需要经历一个按劳分配再到按需分配的过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真正共享的实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其应该遵循历史性的原则。
三、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马克思共享理念的第三重维度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对共同性的剥夺包括两种形式。前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第一种形式，原始积累并非仅仅发生在几百年前，在当今世界它依然起着作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指向的是相对静止的传统的自然资源概念。而第二种共同性概念“不只涉及我们所共享的大地，也包括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我们所确立的社会实践，以及规定我们关系的社交模式等”[2]111。这主要是指知识、信息、图像、情感、感受和社会关系等共同财富。因为第一种形式主要涉及的是死劳动，而第二种形式才涉及到资本的本质：通过雇佣和剥削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的生产体系。更加重要的是，第一种形式受制于稀缺性逻辑，而哈特和奈格里则比较有创见地指出了第二种共同性形式能够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这里面尤其要指出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对剥削的重新定义。按照一般所理解的对剥削的定义，它是指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价值可以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剩余价值的多少和剩余价值率的大小则可以进行比较精确的计量。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剥削需要被重新定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霸权时代，生产已经突破原有的工厂范围，资本不再组织生产和协作。剥削很难再像以前一样被精确计量，所以剥削不再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是对共同性的剥夺和占有。就此，资本主义对国内和国外的自然资源的剥夺是剥削；对生产的共同性的剥夺也是剥削。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来实现对共同性的剥削的。这样他们又从剥削回到异化，“考虑到认知和情感性劳动，资本不仅异化了工人的劳动产品，同时也异化了劳动过程本身，以至于工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无法感觉到他们进行思考、爱和关心的能力”[2]112。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从剥削回到异化并不是回到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而是昭示生命政治时代剥削的新特征。事实上，剥削和异化在马克思那里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裂痕。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时代存在的情感异化的特征在马克思论机器大生产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文本中都是非常明显的。前述引文“以至于工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无法感觉到他们进行思考、爱和关心的能力”很显然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异化的第二规定的改写。因为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和规训式协作的生产模式，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人们只有在不劳动时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
哈特和奈格里所关注的非物质性产品感受、情感、符号、知识、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等，因时代局限，整体上看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些共同性给予特别的非常全面的考察，但是哈特和奈格里也有忽略某些共同性的地方。《大同世界》出版后，大卫·哈维对之给予较全面的评论，最后提到货币这种共同性，“货币总是倾向于过度性的政治（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毫无节制地印钱），并且永远面对着贬值的风险（早先是铸币现在则是因为通货膨胀）。他们并没有提及由奇异性所构成的诸众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共同性，尽管它深刻影响了都市共同性因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实践而得以形成的方式以及与地租占有相关的虚拟资本的运作方式”[9] 。他质疑了哈特和奈格里没有注意到共同性贬值的风险。
大卫·哈维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就是货币也是一种抽象的或者是非物质的共同性。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虽然在马克思那里，知识、符号、情感等非物质性劳动产品并不占主导，但货币却是他理论批判的重中之重。货币是一种抽象价值，它计量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除了“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之外，还有“货币=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6]109。众所周知，马克思将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其中也包括代表交换价值的货币。从物质性商品的角度看，前面论述了商品的共享。从非物质生产的角度看，价值（交换价值）的共享也是马克思所要分析的重点。商品由工人生产出来，却因私有制机制而被异化出去；作为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的货币在被生产出来后同样被异化。在此，异化是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被私有化。它实现的不是商品、财富和货币在人们之间的共享，而是工人和资本家的贫富差距，以及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可以说作为抽象的共同性的货币共享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共享理念的第三重维度。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性的符号、知识、情感、社会关系等共同性的生产越来越在当今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他们从中看到了主体自主性的逐渐加强。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货币这种共同性，货币显然要比符号、知识和情感等更加重要。或许在他们看来，货币本身代表的就是资本本身，这正是自主性需要摆脱并与之斗争的。但问题是能否从货币这种共同性中看到主体性的生长呢？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章”，马克思指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產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6]109可见哈特和奈格里忽略货币是非常错误的。
四、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建构共享社会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意义
哈特和奈格里综合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和福柯（以及德勒兹）的“生命政治”，并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作了积极的回应和批判。这一新变化就是情感性劳动、智力性劳动在当前劳动的有机构成中所占比例逐步增大。他们的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对马克思共享理论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本文是以哈特和奈格里的视角去透视马克思的共享理念，但是自然资源的共享、物质性产品的共享和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这三个维度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强烈地渗透着的。因此，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整体上看确实构成了对马克思共享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共享理论对当前我国共享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非常有价值的。依据前述，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的共享。这要求人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江河、湖泊和森林等自然资源是全中国人共有的资源，不应该被破坏，而应该被好好保护，做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的统一。自然资源也不应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私有化；我国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有，理应被全体人民共享。自然资源共享不仅关涉人与自然，也涉及到人和人的关系。第二，物质性产品的共享。物质性产品的共享，主要指劳动产品的共享。一个社会不能制造贫富差距，要在最基本的物质性产品方面实现人们之间的共享。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发生贫富差距的现象，这是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合理的共享能让人民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非物质性劳动产品是哈特和奈格里最为重视的方面，也是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从我国社会发展趋势看，人们在实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性财富共享的同时，对非物质性产品共享的需求和欲望也正逐步提高。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不仅仅包括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符号、情感等共同性，也包括公平、正义和自由等非物质性人类产品的共享，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目标是全面的。对于公平和正义的共享，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明确说：“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的福利， 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4]243。共享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对权利的共同享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但是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这是物质产品层面；与之对应的是，在非物质性产品或精神文化层面同样存在着不均的现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们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是一个由低到高、从物质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过程。对非物质性产品的需求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提升的，因此当前公平和正义的共享应该被提到越来越高的位置。共享发展要求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对非物质性产品的共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绝非仅仅在物质财富上实现共同富裕，还要在非物质的精神层面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中的更多“获得感”[10]。
最后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这三个层次的共享绝不是依时间次序先后进行，而是共时性的。它们属于一个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制度安排；二是共享也要遵循历史性原则，如上所述，共享绝不可一蹴而就，其实现是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共享就是消除非共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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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Marx’s Theory of Sharing：
From Hardt and Negri’s perspectives
XU Guochao
（School of Marxism，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Exploring Marx’s theory of sharing is an indispensable task for current research of sharing. Hardt and Negri’s theory of common provides a unique point of view for research， in their opinions， natural resources， materials production and non-material production which should be commonly-possessed instead of being privatized by capitalism biopolitics. The commons being privatized hinders shar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Max’s theory of sharing. Marx also critiques capitalism according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Hardt and Negri’s theory of common is deeply affected by Marx. Marx’s theory of sharing is vital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sharing socie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theory of sharing； common； bio-politics； Hardt and Negri； common prosperity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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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gative” View of Marx’s Dignity and Its Practical Wisdom
YI M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Marx’s view of dignity is the general name of Marx’s idea and theory about human dignity.When discussing dignity，Marx started from negative aspects of dignity，the opposite of dignity，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roots of universal unhappiness.It emphasizes the creation of the necessary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dignity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sense of “earning dignity”. This is a realistic view of dignity，and it not only overcomes the abstraction and the ideal of dignity itself，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practical object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for people to pursue and gain dignity. In the daily life， Marx’s view of dignity gives us practical wisdom and methodology， and in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and eliminating the lack of the dignity of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fe，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ignity of life”.
Keywords：Marx； view on dignity； unfortunate； positive； neg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