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馝u}xu{^y͵$n8myvN^Z"https://www.dg9.com.cn/k/baogao/"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报告等相关档案，了解当阳市经济发展、社会状况、维稳现状等基本情况，并多次与当阳市移民局对接，在收集三峡移民相关数据资料基础上进行分析。
1.1 人口结构
当阳市接收三峡库区移民主要来源于重庆地区和宜昌周边县市自主外迁而来的移民（表1）。
1）来源地分析。从迁入地区分布来看，迁入地到当阳市的直线距离从45.6 km（夷陵区）到326.1 km（万州县）不等，在当阳以西均匀分布，基本呈沿长江流域直线分布的特点。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迁入人口最多的巫山县和秭归县均属于山区县市，农业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生态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当阳较为落后。
2）迁入类型分析。安置三峡工程移民方式主要有5种：政府组织（宜昌市内移民和部分重庆移民）、村级群众自治组织自发联系、移民中介介绍、经前期迁入的移民介绍、投亲靠友。其中，政府组织搬迁安置移民887户、3 208人（重庆市91户、319人，宜昌市内796户、2 889人），占移民总数的40.00%，近60.00%的移民属于自主移民。自主外迁移民即国家一次性补偿后自主选择迁入地。这部分移民安置的特点在于缺乏科学长期的安置规划、贫富差距较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自主移民搬迁地址选择一般基于距离近、生活习惯差异不大、经济相对发达、具有一定的生活圈子等因素。
3）年龄结构。从图1可以看出，当阳市三峡移民中共有非劳动力3 061人，占38.20%。劳动力4 951人，占移民总人数的61.80%。其中18～35岁劳动力1 352人，占27.30%；36～60岁劳动力3 599人，占72.70%。劳动力中现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含在读）占0.33%；高中文化程度占5.30%；初中文化程度占36.00%；小学及以下占58.37%（图2）。移民劳动力的显著特点是年龄偏大（36岁以上劳动力占72.50%）、学历低下（初中及初中以下占94.37%）、农业实用技能单一、富余劳力偏多。
4）居住地分布。由于当阳市三峡库区移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组织搬迁安置，另一类是自主外迁安置，当阳市移民安置地点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点。从政府角度来看，集中安置的移民便于统一帮扶，统一管理，所以政府多采取集中安置的方式，按照“集中安置到县乡，分散安置到村组”原则，共有3 027名移民集中安置在10个村，每个村安置移民200人以上。对于外迁移民200人以下的村也有13个村设有50人以上的集中安置点。而自主外迁安置的移民一般以亲朋好友居住点为依靠，大多呈现分散形态，不规律地分布在全市123个村（场）。这种相对集中的居住模式，为移民安置提供了便利，对政府规范化管理、移民生活圈建立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相对集中的安置模式容易造成利益群体的集合，为维稳增加压力。反过来说，自主外迁的分散安置移民由于分布不均，安置地区生态环境、物质资源、经济结构等具有较大不同，造成贫富差距较大，政府扶持针对性不强，对于移民发放的公共产品使用率达不到理想状态，容易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使用或闲置。
1.2 经济水平
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移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逐步提升，致富移民典型的不断培植，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扶持项目的不断加大，移民经济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但与当地人均纯收入仍有一定的距离。
2015年，在当阳市移民局相关负责同志带领下，随机走访了250户、1 075名三峡移民，开展了一次调研。从走访调查情况看，移民生活水平仍普遍低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贫困式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水平的居民）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低收入移民的主要原因：一是移民文化素質普遍较低，科学理财水平不高。在当家理财和家庭资金合理安排上，自主外迁移民几乎把住房质量和面积作为家庭开支的重头，有43.20%的移民在迁入之初都建设有新楼房，56.80%的移民购置了当地村民上等的二手房。资金投入上，房屋投入约占家庭存款的40.00%～65.00%，三峡移民的住房面积与质量整体超出本地村民水平。用于生产、经营、开发等方面的资金一般都不超过10.00%。还有少数不善理财的移民，自主外迁补偿的款项没有进行妥善安排，大肆挥霍，甚至沾染黄赌毒等，形成恶性循环，无法自主生产生活。二是在自主外迁移民迁入过程中，安置质量不优，发展致富的空间不大。自主外迁移民在迁入时，一般对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开展细致调查比较，耕（园）地质量普遍不高。三是移民有发展致富的愿望，但缺少相应的资金扶持与技能培训。
1.3 基本生活保障
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组织搬迁的三峡移民人均宅基地面积、房屋面积和土地资源均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基本持平，通水、通电、通路率均达到100%；有线电视通户率100%；义务教育覆盖率和公共医疗服务覆盖率100%。外迁移民安置基本实现了“有房住、有地种、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目的。但是，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由于当阳市接收安置的移民多，涉及范围广，还有相当一部分自主外迁的移民所在的安置村基础设施差，行路难、灌溉难、吃水难、用电难等问题仍然很突出。而随着三峡工程的竣工，可用于三峡移民外迁安置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方面的资金越来越少。按三峡后续政策，后续扶持项目基本没有。特困村、贫困户的基本生活应该如何保障，资金从何而来又如何分配仍是移民安置的一个重要问题。
1.4 信访问题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信访维稳成为营造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信访总量逐步下降，移民信访总量也随之下降。但是，对比起全市信访数量的稳步下降，移民上访仍然存在年份集中、人员集中等特点。移民上访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移民生活困难方面，及时解决困难户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逐步提升移民致富能力仍然是当前移民生产扶持的重点问题。
2 新常态背景下移民生活发展趋势分析
在新常态背景下，移民生产生活情况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移民已经不再只满足于基本生活保障，生活方式、经济基础、文化程度等各方面的不同造就了移民需求的多样化，对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也有了相应的更高要求[16]。通过上面的现状分析，移民的生活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趋势：
1）移民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向当地居民靠拢。从表1可以看出，到当阳三峡库区的移民大多是周边省市地区迁移而来，其生活习惯、人文环境、传统风俗、宗教信仰等均与迁出地大致相同。而政府组织搬迁的三峡移民大多采取集中居住的模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与当地居民联系密切，交流逐渐增多。经过20多年的适应发展，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向当地居民靠拢。
2）“移二代”所占份额逐步加大。针对三峡移民来说，移二代即出生在安置地或在安置地成长起来的一代。18～36岁的劳动力大都是“移二代”，这部分人将逐步取代“移一代”成为劳动力的主力军。“移二代”没有经历过转移安置的过程，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是参照迁入地的标准，对生活、教育、保障、服务体系等方面要求更高。
3）移民产业结构趋向二、三产业发展。在走访中了解到，移民劳动力选择二、三产业的比例比当地居民从事二、三产业比例的普遍要高。移民搬迁到新的居住地，要适应环境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一定的时间差，特别是在基本农耕地的批复、分配、耕种过程中，与当地生活圈也存在摩擦，解决这个摩擦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些适应时间中，第一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过低而且收益过慢。同时，由于迁入地的环境不同、资源分配不同、农业生产的方式不同等，部分移民无法适应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转而选择外出务工、自主创业等二、三产业。另一方面，随着移民逐渐在安置区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国家对于移民的安置补贴政策从基本的衣食住行逐步转移到了培植移民产业、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发展上，对于农业产业的政策扶持逐步转向了多元化的政策扶持，造成更多的移民选择从事二、三产业。特别是国家调控逐步向市场调控方向倾斜，移民生产生活方式将更多地向第二、三产业聚集。
4）移民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部分自主外迁的移民积极开展自主创业，年收入过十万的致富典型户过百户，还有10户左右的年收入过百万。在三峡库区移民平均经济水平普遍低于当地水平的条件下，部分致富带头人的出现表明移民正在逐步脱离固有的政策依赖思维向主动致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部分移民由于缺乏自主致富能力，政府补贴什么就干什么，扶持什么就做什么，盲目跟从，缺乏自主创新意识，生产生活方式受到“政策依赖性”的制约。长期形成的依赖性造成移民的生活区域变小，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与搬迁地索要政策、索要帮扶上，缺乏自主创业思维和能力，导致“帮一下就好一下，不给政策就贫困”的现象时有发生。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移民贫富差距逐步加大。
5）信访矛盾逐步向部分人群集中。移民的信访趋势是总量逐步减少，问题相对集中，超过70.00%的信访问题集中在因灾因病生活困难等原因上。这部分移民上访的原因是缺乏经济来源和基本生活保障。而由于移民扶持资金不足、地方财政支持不够、政策性落实存在差异等原因，广泛普遍式的扶贫措施无法根本解决这部分移民贫困问题，地方政府在这部分移民的扶持措施上存在“上访帮扶”的倾向，致使这部分移民逐步形成“受帮扶”的固有思维，成为移民上访的“主力军”。
3 加大移民生产扶持力度的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统筹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三峡移民的需求也逐步由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转向生活品质的提升，教育、科技、消费、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加大。在国家移民政策整体导向不变的情况下，面对移民生产扶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1）强化移民参政议政能力。移民与当地居民生活逐渐同步，各项生活指标向当地居民靠拢，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还应该保证移民的政治权利，细化到具体工作就是参政议政的能力。公众事务的有效参与有助于消除移民对于将来失去土地等各种资源、生计、社区和社会关系网络，或者在补偿、安置等权利资格的复杂谈判中可能被欺骗的担心，并赋予移民对其生产、生活安置和重建活动决策的权力，从根本上消除决策群体对移民享有权力的排斥。不经过充分参与和协商而进行的移民安置可能会导致不适当的策略、错误的决策和最终的移民贫困[11]。可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能力，成立非政府组织参与移民安置，在法律法规范围内采取自主管理模式。鼓励移民积极参与村民自治，使移民集体获得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融入当地生活圈，弱化对立矛盾，逐步削弱“对立排他”心态。
2）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移民生活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的改善，基础设施已不再成为制约移民发展的根本因素，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足移民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从拓宽扶持领域，搭建移民产业架构入手。特别是“移二代”将逐渐成为移民主要劳动力，促进“移二代”增收就是提升移民整体经济水平，而由于“移二代”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移一代”，对新兴事物的接受度也更高，為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条件。通过扶持移民产业发展，实现移民生活水平提档升级的扶持目标。
3）搭建创业就业平台。由于移民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向二、三产业转移，拓宽增收渠道已成为移民扶持重点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移民实际需要，从移民创业就业方向入手，合理安排扶持资金，有针对性地开展扶持工作。一方面依托现有农业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技术培训，规划培育移民优势产业基地，改变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农产量和品质，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积极联系当地企业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促进移民在本地就业，避免二次移民现象发生。
4）实行移民互帮互助。张春美等[10]在研究中曾提出移民群众采取自愿形式以一定数量的资金入股建立移民发展基金会，移民会员享有从基金会贷款从事生产开发的权利，并按基金会章程交纳适当的资金占用费。对生活贫困的移民实行重点扶持和无偿扶持。移民基金会的模式可以充分激发移民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部分移民存在的“政策依赖性”，有效缓解移民和政府的对立心态。政府部门可大力培植政治素质过硬、个人能力强、具有带动作用的骨干移民，充分发挥骨干移民的示范带头作用，为移民发展基金会提升动力活力。
5）建立移民动态管理系统。运用科学有效程序精准识别移民需求，采取定性分析、量化指标、分类管理等方式，对移民实行有差别的帮扶政策，有针对性地改善移民生产生活环境。通过动态管理系统，切实把需要帮扶的对象和需求识别出来，落实“差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扶持什么”，找准移民反贫困突破点，分类管理，集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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