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可分为援越抗法和抗法卫国两个阶段，其中，援越抗法战争由广西巡抚徐延旭主持。他是一个徒有“知兵”虚名，实际上不懂军事的老官吏，却被清流派官员大力荐举，推上援越桂军统帅的地位，结果却在北宁一战中损兵折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一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出任广西容县知县，因参与镇压浔州起义有功，累晋知府，在任时以善治盗著称。光绪元年（1875年），曾奉命带兵入越追剿黄崇英，一战成擒，著有战功，深受上司信任。他在任太平知府时，曾奉命接待越南贡使和勘察中越边境卡隘及道路；当法国侵略越南时，又奉命入越侦察敌情，事后撰有《越南世系沿革》、《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算是当时比较了解越南情况的官员。在任梧州知府时，他慷慨轻财，曾接济过当时在广西做官而经济困窘的鹿传霖，据说，徐延旭后来的发迹与这两件事有关。徐宗干的《归庐谈往录》称：“徐中丞延旭之抚广西也，由湖北襄郧荆道，不逾两年，迁擢之速，震耀一时。盖徐尝辑越南纪略一书，张制军之洞于奏保人材并以进呈，朝廷重之。其书体例糅杂，姑不深论，而于越南地势民风，政教禁令，率皆摭拾大略，如官府须知册子之类。至今昔沿革，损益利害，均未之考。惟中越边界各隘，历粤至滇，计有千八百里，详载无遗，尚足备览，然广西通志固有之矣。徐自言，任太平府时，款结贡使出关，抵达一人家，雨，留数日，得抄册，纪载越事，携归，并采案牍，汇为是书，不意缘此致福也。徐以咸丰庚申进士即用知县至梧州知府，最为知名。梧州号称富区，税榷盈余，足供挥霍。徐极慷慨轻财，一时上下同僚，有求必获。鹿中丞传霖时亦以翰林改官，同在广西，公私积累，几不可收拾。徐先后资以万金，结为姻好，制府荐举，鹿盖与有力焉。”[1](p.238)徐宗干的这段记载并不可全信，例如，徐延旭所撰书有数种，并无所谓《越南纪略》一书；张之洞几次举荐徐延旭，都未涉及徐所撰书事，更无以书进呈情事。但该书所谓徐延旭因资助鹿传霖而得清流派好感的说法，却很有参考价值。可惜我们未能更多地掌握这方面的材料。现综合一些材料来看，徐延旭被推上广西巡抚职位的真正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清政府筹议援越抗法，其中便提到要加强援越桂军。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指出：现任广西抚臣倪文蔚是文吏，不习边兵，当以知兵大员代之。他极力举荐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清政府纳奏，当月即将徐延旭擢升为广西布政使。然而，未待徐延旭动身赴任，因为李维业率法军攻占越南北圻重镇河内，形势陡然紧张，清流派官员又轮番上奏，举荐徐延旭知兵，可胜抗法重任。四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衔上奏，建议“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分别剿抚诸土匪，借以牵制法兵，抚定越地”[2](p.106)。四月二十日，山西巡抚张之洞两次上奏举荐徐延旭：“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正直强明，兼资文武。在粤有年，威惠及于僚属。任襄阳道数月，政绩已彰，才品兼优，洵堪大造。”“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可统军出关……尤宜假以事权，责成滇粤督抚勿掣其肘。”[3](p.97)清政府纳奏，于五月十九日有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到任后，倘边防紧急，即着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4](卷2.p.13)这样一来，徐延旭就成了援越桂军的统帅 。
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李维业又率法军攻陷北圻另一重镇南定。二月二十三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上奏，极力吹嘘徐延旭：“徐延旭前在关外捕盗，甚得人心，以道员超擢藩司，朝廷所以驱策之者，本不在簿书之事，可否敕令出关治军，经划北圻，大修战备，与黄佐炎、刘永福联络声势。所有出关事宜，即令专奏，以归机速。如此，则粤西之军声稍振……以战则可胜，以守则可固，以和则可成矣。”[2](p.140)清政府纳奏，二十五日有旨：“藩司徐延旭于关外情形极为熟悉，着即出关，相度机宜，预筹布置，准其专折奏事。”[4](卷3.p.37)一个刚刚到职的新任藩司就能专折奏事异乎寻常，表明了朝廷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徐延旭得到朝廷信任，却引起一个人的不安。当时的广西提督冯子材，是个军事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曾应邀率军四次入越助剿，很得越南民心，且熟悉中越边境地形。他从1862年起任广西提督，至时已二十余年，广西边军便是他一手训练和率领的，指挥得心应手。但早在同治十年时，冯子材便参劾过时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但因得上司的偏袒，徐延旭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官运享通。现在，徐延旭以文官督办军务，有权力凌驾于冯子材之上之势。为了扫除徐延旭执掌广西边军大权的障碍，张佩纶还于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奏，弹劾与徐延旭有嫌隙的冯子材：“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辠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5]冯子材既受张佩纶弹劾，又担心徐延旭奉旨督师，自己再恋栈将会招祸，遂称病开缺，于六月托病辞去广西提督职务，遗缺由淮将黄桂兰接任。黄桂兰没有专折奏事权，权力不及徐延旭，自然就成了徐延旭手下的一员将官，而不能与他分庭抗礼。
徐延旭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后，除了在光绪九年五月间曾短时间去过北宁前敌布置防务外，长期逗留在远离前敌数百里的谅山甚至龙州一带，主持后勤事务，为前敌调募勇营、筹拨军械、运送粮饷等。有记载说他：“徐帅则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快枪、兵枪、洋药、土药、逼码、开花炮、水雷，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徐帅一腔愤恨，不得一战，灭此朝食。” [6](p.64)但清流派官员仍不断上奏，称广西巡抚倪文蔚不知兵事，而徐延旭则可大用。光绪九年二月十三日，张佩纶奏称：“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才非将才也。……若量移内地，而别简知兵大员巡抚广西，庶中原得一贤抚，岩疆得一边材，亦两全之道也。” [2](p.140)四月十八日，他又再次上奏：“应恳朝廷将倪文蔚酌调他省，责以吏治，而简知兵大员莅任粤西，冀收安边之效。”这个“知兵大员”是谁呢？张佩纶多次上奏竭力把徐延旭描绘为一个“知兵能员”，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其他清流派官员则与张佩纶相呼应，频频称誉徐延旭的“兵事边才”。四月初七日，内阁学士周德润奏称：“抚臣倪文蔚才略素短，朝廷以徐延旭权谋机警，洞悉边情，畀以兵事，洵属得人。”五月二十八日，詹事府詹事洪钧上奏称：倪文蔚局量稍隘，恐于驾驭人材之道未甚相宜，至于应变决机，尤其所短。七月二十九日，翰林院学士陈宝琛奏称：“徐延旭既得交趾人心，复明关外形势，如是独当一面，即宣畀以督师之权，授以方略，勿为牵制，以尽其长。”九月初一日，内阁学士廖寿恒上奏称：徐延旭驻兵龙州，气吞群丑，假以便宜行事，定能迅奏肤功。这些都是很露骨的暗示，清政府可能受到这些意见的影响，于九月初九日将倪文蔚调补广东巡抚，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这时，离徐延旭出关视军还不到半年，升迁之速，实为当时罕见。
二
可是，这个被清流派官员极力吹嘘的徐延旭果真是个“知兵大员”，足以胜任援越抗法重任吗？
我们知道，在北宁战前，中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从而在军事上已有了某些变化，一些主力部队如湘淮军，已开始由单纯使用传统的刀枪剑戟等冷兵器，逐步改为使用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军事技术也由过去的肉搏梃击，捉对儿厮杀，改为枪炮对射，据阵相抗。可是，广西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穷省，在这方面的进步不大，那么，徐延旭的“才干”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他如下的一些言论中看出来。
山西战前，徐延旭函告总理衙门，援引黑旗军的战例，认为法军并不可怕：“究之刘团与法人屡次接仗，除枪炮外，洋人别无技巧，而枪炮亦非声声命中。刘团多挖壕沟，炮过又出，遂已大获胜仗矣。现今（越南抗法）义团近万人，刘团亦添募勇敢之军，不难一鼓灭之，使北圻断绝洋人”[7](p.1413)。他还迷信中国一种装填火药碎铁名叫“抬枪”的土炮，以为远胜过法军使用的洋枪洋炮，曾在笔谈中两次一本正经地告诉一个名叫吕春葳的越南官员：“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故用抬枪得力，其法与放鸟枪同”[8](p.483)。“打洋人是抬枪得力，一炮可装三十余子，并可及七八十步，不用逼码铜帽，不怕用竭，胜过子母炮，子母炮须会放，抬枪则人人能放”[8](p.256)。 在北宁战前，他上奏清政府，要求大量拨给抬枪以迎战法军。
可见，这个所谓的“知兵大员”，对近代战争是何等无知！无怪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宁战前曾致电总理衙门指出：徐延旭是“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多不可信”之人[9](p.93)。徐延旭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张树声也说,“徐则虚骄之气耳”[9](p.94)。北宁战败后，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请将唐炯、徐延旭等治罪折》称：“徐延旭直庸妄人耳，守梧州时，所禽馘者不过一二探丸月去箧之蜚，其著越南图说，于方向道里尚且瞢无黑白，又大言，自诩为知兵；年近七十，嗜好痼深。” [4](卷12.p.6)徐延旭上奏请罪，承认自己“暗直迂庸，罔知军事”[2](p.296)。张佩纶则深自后悔，“误荐晓山，乃鄙人之罪”[9](p.370)。
此外，徐延旭还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早在光绪九年八月，他就托广西按察使国英向倪文蔚代为告病：现年六十余，不比前次出关，年力正强。边地水土恶劣，无医无药，病势难望就痊。求移退驻南宁地方，最好能回桂林省城调理。却被倪文蔚婉言拒绝：老兄系钦派筹办边防大臣，进退之权，非院宪所能操，亦不敢率为代请[10](p.521)。当徐延旭以虚名骗取广西巡抚的要职后，本应凛遵历次谕旨，亲临北宁前敌督师，但他却在十月上折谢恩的同时，向清政府告病。十一月又有奏辩解没有遵旨赴北宁前敌称：“臣因起程之前，肝气复发，至此未愈，暂驻谅山医调。”[2](p.261)十二月，虽然法军已准备进攻北宁，局势十分严重，徐延旭却不顾清政府的频频催促，托病仍驻谅山，而不到前敌指挥战事。
一个不懂军事的老衰翁，居然奉旨督办如此重大的一场军事行动，是十分荒唐的事情，更令人可气的是，徐延旭虽然一直逗留在后方，只以前方军报来掌握军情，但他每次向清政府奏报军事，却大言不惭，浮夸连篇，说得十分有把握，以致清政府深信不疑，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从而耽误了战局。后来，清政府了解徐延旭谎报军情的真相，曾多次予以严厉的谴责。如光绪十年三月初十日，军机处奉旨：“北宁于二月十五日失守，徐延旭此奏于前敌紧急情形一无所知，贻误大局，实堪痛恨！”[2](p.292)十二日，军机处又奉旨：“徐延旭发此折时，北宁已失守两日，该抚竟未得信，其于前敌形同聋聩，殊堪痛恨！”[2](p.294)徐延旭自己则直至噩耗传来，才心情沉重地严斥前敌将领粉饰欺朦：“前屡接两弟大人来函，均言防守已固，兄皆据以入告，岂知全属空言，一无可恃。……国家军政森严，兄独当重责，实觉冤枉！”<[8](p.256)
其实，当时北宁前敌的情况已是一塌糊涂,援越桂军是由1880年应邀入越平乱的广西边军扩展而来，虽然多约两万余人，并得到刘永福所率的黑旗军援兵，数量不能算少。但除了存在武器窳劣，军队素质低下及师老兵疲等缺点外，主要是分为左右两军，散驻在百余平方公里的区域，兵分力单。由于徐延旭不上前敌，所以两军与黑旗军等互不统属，因而临战时无法统一指挥，配合作战。当法军两个旅团约一万余人分两路前后夹攻北宁时，清军首尾不能相顾，未经认真作战即纷纷溃退，张树声曾电告李鸿章谈战败经过：“闻当仓卒时，黄所募西土粤勇溃散不可禁遏，由以淮将统粤勇，将与兵不相习，以致于败。又徐帅素疏黄而亲赵。……帅不推诚，士不用命，致黄身败名裂，发愤而死，虽罪不容诛，而情殊可原。” [9](p.144)以致法军只以死26人、伤25人的轻微代价，即攻下由援越桂军设防多年的北宁。
北宁战败，不但使国家和民族遭受很大的损害，徐延旭本人及荐举和任用他的官员也受到了惩罚。战后，徐延旭被革职拿问，押至刑部审讯。光绪十年底有旨，拟斩监候。至翌年十一月蒙恩改为发往新疆军台效力，但未及起行，徐延旭已死在狱中。受徐延旭的牵累，举荐他的张佩纶等官员及重用他的军机处等一大批官员，或贬或罢，政局大变，影响深远。
【收稿日期】 2002年3月
【作者简介】 廖宗麟，男，1948年出生，广东湛江海洋大学社科部教授。
张壮强，男，1948年出生，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2]《中法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
[4]《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5]张佩纶：《涧于集》。
[6]《中法战争》（三）。
[7]《中法越南交涉档》。
[8]《中法战争》（二）。
[9]《中法战争》（四）。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一），中华书局，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