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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奏响的挽歌:一个同时代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晚清洋务运动

时间:2022-12-12 20:45:03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19世纪后期美国驻华海军武官薛斐尔评论洋务运动的一封公开信,基于亲身观察,对洋务运动之重器物而轻制度与文化的宗旨、其军事改革的不彻底性、列强对此运动的虚伪态度和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及其观念上的严重局限做了公开、全面、深刻和直言不讳的评述和批判。证之于当时及后来之历史和文献,此信堪称开中外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系统客观评价之先河。

关键词:薛斐尔;李鸿章;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2-0138-11

作者简介:卿文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一、薛斐尔其人

在近代来华西人中,美国人罗伯特﹒薛斐尔(Robert W. Shufeldt,又译萧孚尔,1822—1895)鲜为人知。国内涉及此人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对此人只有寥寥60多字的介绍①。这些极其有限的文献几乎全聚焦在此君在美国打开朝鲜国门、结束这个“隐士之国”的锁国政策上起的作用。19世纪中期中日国门相继打开后,列强的目光转向了朝鲜。在西方列强逼迫朝鲜开港的竞争中,美国拔得头筹,薛斐尔在这件事上立了头功。其实,最先打开朝鲜国门的是日本。日本于1876年以武力迫使朝鲜开港,两国签署《江华条约》。但日本当时尚未跻身列强之列,也非西方国家。薛斐尔是一位颇具外交才干的海军军官。美国内战时他是美国驻古巴哈瓦那的总领事。内战结束后他在美国驻东亚的亚细亚舰队中服役,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接触。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为打开朝鲜国門做了三次努力,每一次薛氏都是重要角色。1867年1月,美国政府派薛斐尔率军舰“沃柱斯号”(Wochusett)自山东芝罘港(今烟台)出发开往朝鲜,企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无果而终。归国后,他在美国政府海军部任军需局长。多年后,受到朝日签署《江华条约》一事的刺激,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于1878年年底再派薛斐尔赴东亚,指令他“以和平方法再度打开与朝鲜政府的谈判”Charles Oscar Paull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 1778-1883,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12,p.295.。已升为海军提督(即准将)的薛斐尔率军舰“提康德罗加号”(Ticonderoga)绕道非洲、中东和南亚,于1880年4月抵达长崎。美国这次打算借助日本之力说服朝鲜开港。薛氏奔波数月,毫无结果。于是他把希望转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身上,希望借助李的权威使朝鲜屈服。这一策略出于三点考虑:朝鲜是中国的藩属,中国对朝影响力远大于日本;李鸿章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李亦是中国统治者中最开明的。是年8月,薛斐尔至天津与李面谈,李当面承诺愿协助他完成美朝“结约修好”的任务,并请他协助建立中国的现代海军。1880年11月薛氏返国后,请求政府派他正式使华,以便他能够协助李鸿章建设中国海军,以此交换李帮助美国打开朝鲜国门。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批准了这个请求,于1881年5月任命薛斐尔为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同年6月薛氏第三次抵华,开始为打开朝鲜国门而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李鸿章之间奔波。最终,在李的鼎力协助下,1882年5月22日(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在朝鲜仁川港,薛斐尔以美国驻朝鲜“全权大臣水师总兵”的身份,与朝鲜政府代表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朝鲜国门从此向西方开放。

二、薛斐尔其信

由于以上经历,薛斐尔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和这个运动的主持者李鸿章有着近距离的观察和切身感受。这些观感集中反映在其写给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萨金特(Aaron.A.Sargent)的公开信中。这封译成中文近八千字的长信是1882年1月1日从天津寄出的,发表在同年3月20日《旧金山晚报》(Evening Bulletin: San Francisco)上。英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于同年5月9日全文转载了这封信。以萨金特为收信人,是因为此人在朝日《江华条约》签署时是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与薛氏有工作往来,而且萨氏和薛氏一样,对于扩大美国在东亚的影响极为热心,薛氏率“提康德罗加号”第二次来东亚就是萨氏促成的。二人也都赞同限制中国移民。故薛氏在信中将萨氏引为知音。

此信(以下简称薛信)结构松散,夹叙夹议,事实陈述、观点表达和政策建议常常混在一起。信中并无一字涉及他与李鸿章进行的美朝缔约谈判,这个问题他只是通过机密的外交信函向国务院汇报。根据当时的中外关系和信中内容,不难推断薛氏写此公开信的背景和意图。英国当时控制着中国外贸的80%以上(薛信对此一再提及),而一度繁荣的美国对华贸易尚未从南北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中恢复过来(他在信中抱怨道:“因为内战,中国几乎被我们忘记了,两国贸易几近停止。”[日]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8页。)。此前一年结束的中俄伊犁交涉,虽然以中国的外交胜利而告终,但沙俄在交涉期间对中国的战争压力和其对华毫不掩饰的领土野心,世人皆知。薛氏因而十分担心在英国压倒性的在华商业优势和沙俄的领土野心的挤压下,美国在华利益可能蒙受重创。薛信意在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社会的涉华舆论走上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因此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言:美国应适度效仿英国,从实力出发而非完全基于理想主义与顽固排外的清政府打交道;美国应重视中美贸易;美国应限制中国移民;美国还应提防欧洲列强特别是英俄控制中国的野心。

身为西人,薛斐尔并不谙熟当时中国政情内幕;身为旁观者而非亲身参与者,他也难免在有关晚清政治的个别细节上出错。但他自有其独特优势:他所代表的国家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作为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精英,他深知中国落后于西方之根本所在;作为军人和短期驻华的军人外交官,他有直言不讳的习性和条件。这些优势赋予了这封形式上散漫的信以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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