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机床研究所密云家属区，一幢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红砖楼里，住着一位颇有些传奇色彩的老人。他毕业于国民党军的机械化学校，修过坦克打过仗。但又是共产党的离休干部，为我国的机床工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暮春的一个上午，记者乘了几个小时的郊区公共汽车，七拐八绕才见到杨大昆老先生。杨老今年八十有八，有点耳背，记忆力却很好，在他老伴儿张培元的“翻译和扩音”帮助下，开始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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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4年8月3目出生在四川乐山，父亲当时是国民革命军24军的副营长。我们老家是四川越西，时属西康省。我家在当地也算名门望族了，我姑姑曾是西康省参议会的议员，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同事们送的精装裱的祭幛就有好几大箱子。
那时正是动乱年代。“你打我，我打你”，老百姓只能跟着吃亏丧命。1936年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兵荒马乱中，辗转数千里来到湖北武汉找到了父亲。“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我在省立一小也加入了童子军。1938年初时，日军经常派飞机轰炸武汉，我们也老是钻防空洞。有一次中苏联合空军在武汉上空打下了好多架日本飞机。当时飞机飞得很低，速度也挺慢，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到涂“膏药”的日军飞机冒着黑烟栽下来，我们都鼓掌欢呼。
武汉成了战区，母亲又带着我们乘英国教会的轮船溯江而上到重庆，又回到越西老家。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我和几个同学考上了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为培齐入藏干部之用），但只上了两个礼拜的课我们几位又开小差儿回了越西。为了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每天都只吃煮牛肉喝砖茶。牛肉是好东西，但让你一天三顿吃，一个礼拜才吃一次粮食，这谁受得了！
1942年，我在成都考军校，首先就想考空军，以报日机轰炸之仇。当然空军检查身体很严格，第一次检查身体，就有百分之七十的报考者被淘汰，我有幸可以参加第二次检查，心里抱着希望。但是第二次检查身体不合空军要求，被刷了下来。
考空军不行，就考陆军。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大门口，一副醒目的大字对联挂在大门两边：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我们问学校是否招生，被告知现在不招生，叫我们等着看招生广告。
1942年6月22日成都《中央日报》第一版刊有一则：“陆军机械化学校招生广告”，据招生负责人是沈文少校（黄埔十期）介绍，这个学校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专科军校，我报名经考试和检查身体，榜上有名。1942年7月离开成都，到湖南西部的洪江去上学。
当时缅甸被日军占领，抗战后方缺少汽油，我们从成都坐木船到重庆，在重庆会合其他考取的同学到贵阳，在贵阳就乘上木炭发动的汽车。说是木炭汽车，实际烧的是木柴。清晨司机助手把劈成小块的木柴加入锅炉，点燃木柴，拼命摇鼓风机，一时浓烟滚滚，要把浓烟散尽，木柴变成木炭，发生的煤气，才能发动汽车。当时的西南公路是土石路，弯急坡陡，路旁山沟里常有翻下去的破汽车。我们乘的木炭汽车功率小，爬坡上不去，司机助手赶快拿三角木来垫后车轮以免汽车倒退坠入山沟，此时司机就叫我们下来推车。从成都出发，经重庆、贵阳到湘西洪江，前后走了二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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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学校，我们就找老学长（往届同学）了解的情况。由于抗日战争形势不断恶化，1938年冬，机校被迫从长沙迁往广西柳州大桥村，1940年8月，机校又从柳州迁到湖南洪江寨头村。
机校的学生队长、各科教官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长，听老学长们介绍，以前的学员队长曾是杜聿明（黄埔一期）：机校十七期的学生队长是洪志强（黄埔八期），我们十九期的队长皮天铎少校（黄埔十一期），入伍时我编入第二区队第四班，区队长兼四班班长赵际昌中尉（黄埔十三期，1944年他任中国驻印战车第一营第一连连长，抗日立功）。
我们学生队早晚点名都要唱黄埔军校校歌，背诵教育长徐庭瑶补充的机校校训：“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和总理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校训“亲爱精诚”，用以勉励学生按精益求精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抗战期间为了对外保密，就用机校校训最后两个字“精是”作为校名。我们到校后给家中写信，地址就写“湖南洪江精是学校第二十四号信箱”（学生第四队）。
为了培训机械化部队各级作战指挥官和后勤保障技术人员（技术军官），机校以学生队为主，根据需要办了以下的学生队和培训班，
1.战车学生队——招收高中毕业学生，学制三年。入伍期满，我被编入战车学生队。
2.技术学生队——招收高中毕业学生，学制三年。
3.甲级学员队——又称战车军官班，由部队选派年轻精壮之连、排长级军官，送入机校，训练六个月，学习驾驶汽车和战车（坦克车）以及其他机械常识，根据需要举办，不定期。
4.技术学员队——招收国内各大专院校工学院机械系和电机系三四年级学生，录取后，受训六个月（三个月军事训练，三个月技术训练），不定期，共举办了五期。
5.保管学生队——由于机械化部队油料、配件、弹药和装备等物资保管复杂，专门开办了二期保管学生队，训练保管人员（军官）。
6.将校班——当时机械化部队主要是配属步兵作战，常要受步兵指挥官的指挥。因此抽调一部分有可能配合作战的步兵将校级军官来学习机械化部队指挥战术是必要的。另外，机械化部队的将校级指挥官，也分批到机校轮训，先后举办多期将校班，学习半年或一年。
7.自动车（汽车）工程学院技术学生队毕业后再进工程学院学习一年半，共计四年半。1948年，自动车工程学院并入兵512I_程学院，成为该院战车工程系。院长何绪缵随机校自动车工程学院调至兵工工程学院，任兵工学院院长。兵工工程学院迁台后和海军机校合并，改称“中正理工学院”，战车系改称车辆系。
8.练习团（学兵团）——当时装甲部队的坦克乘员（驾驶员，射手，车长等）主要由机校练习团招收中学生训练后提供。这是教育长徐庭瑶考察欧美坦克部队后，结合中国情况采取的措施。因当时汽油全靠进口，训练士兵容易损坏车辆。坦克乘员在机校接受基本训练，到部队后很快就可熟练操作。
另外，练习团负责保管汽车、坦克、和各种装备，配合学生实习和演习。在湖南洪江时期（1940年8月至1944年底），练习团有T-26B型苏式坦克5辆，意大利的“菲亚特”超轻型坦克和英国“维克斯”轻型坦克十数辆，汽车数十辆。
9.驻印战车训练班。1943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美军在印度兰姆伽联合成立战车训练基地，中国政府命名为“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班主任蔡宗廉少将（原为国民党军机械化司司长）。美方命名为，“美国驻印战车学校”，校长奔森上校。训练班培训军的人员组成战车营在打通滇缅公路作出了贡献。其中黄埔十六期的陈惟楚（即田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歌词作者田汉之于）是该培训班学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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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校后，招生负责人安排我们到校内各部分参观，我们看到在洪江与安江之间，绵亘几十里地带，都是机校的校区，校内各单位按防空要求分散布置在湘西丘陵的山凹内，校本部设在寨头村向氏宗祠。
和一般部队学校不同，机校有车辆、武器、弹药、油料、补给品，有用于教学的实习工厂，机械工厂、大修工厂、小修工厂、坦克教练场、运动场、汽车驾驶教练场、打靶场等。
我们经考试录取，离开成都来到湖南洪江入校，没有想到还要过一关，即每个学生都要经教育长徐庭瑶亲自面试合格，才能入校。徐庭瑶在欧美考察十个月，英语有相当水平。他面试学生时，旁边坐着两个留过洋的教授，当面叫受试学生读一段英文，接着再口译为汉语。如果教授点头，徐庭瑶划圈就算通过。实际他主要是听你口齿是否清楚，看你五官是否端正，他是以培养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要求来面试的。因为事先已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和笔试，多数学生都能通过。同学秦宏略（黄埔十九期）当时未满18岁，面试时教育长见他瘦小，认为不合格，反复询问，又查他的考试成绩很好，考虑到他在安徽考取后步行2 000多千米走到洪江，又和教授商量，他一个学生面试花了一个小时，才勉强通过收入学生队。没有想到这个学生后来成绩优秀，表现突出。
机校学生均须经入伍训练，在此阶段，使普通学生接受军人的生活训练和精神教育。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经千锤百炼，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行为准则以符合军人的要求。过去有点吊儿啷当或拖泥带水的生活习惯，被磨得一扫而光。入伍期间，除军事训练外，就是劳动锻炼，开垦山地。偌大的教练场，就是学生披荆斩棘，用铁锹、十字镐挖出来的。我们十九期入伍生队的驻地村名“倒水冲”。在抗战期间经济困难条件下，入校学生第一年按下士待遇，每日粮食定量32市两（旧制16两为一市斤，32两即为一千克）。每天一千克粮食是不少的，但刚入伍时期学生劳动量大，老觉得吃不饱。后来教育长徐庭瑶在军事学校中采用部分民主管理的办法，每月选出两名学生担任伙食委员。我当过一个月伙食委员，把领来的糙米拿去加工，米糠用来养猪。我每天和炊事员一同去买菜，改善伙食。入伍期满检查身体，学生的体重一般增加十多斤，身强力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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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期满后，战车学生队和技术学生队分班上课（英语课仍在一起上），我编入战车学生队。正式上课之前首先要打好军校步科的基础，从步兵操典开始，把军校步科的内容通学一遍，在学习步兵武器时，我们每人有一支“中正”式步枪，子弹10发，还要学冲锋枪、“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等。都要原理弄懂，能拆能装，实弹射击。
我在拆炮弹信管时，不慎发生爆炸，左手三个手指被炸去了一半。当时队长皮天铎把我送到医院，还派两个同学轮流在医院看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2008年10月13日，亲爱的老师皮天铎不顾九十四岁高龄，从美国来到北京，在六十岁的儿子陪同下，找到我家，亲自看看我的左手，又由我陪他一同去看望黄埔同学梁彰德（黄埔十九期），表达了深厚的黄埔师生情。
装甲兵科的专业课程：汽车原理、汽车驾驶、汽车修理和故障排除、战车（坦克）驾驶和故障排除、战车战术、战车通信等课程。1942～1944年滇缅路被日军切断，汽油更加稀缺。所以当时有一句话，“一滴汽油一滴血”！但技校为了保证学生质量，每个学生仍发给十五加仑汽油（每加仑约4升）用于汽车驾驶和坦克驾驶训练。
战车班在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分配到装甲部队任少尉战车军官。1944年8月，我期（黄埔十九期）战车班提前毕业，大部分同学分派去中国驻印军。到昆明后又被派到青年军207师担任排长，带领参军的大中学生去印度，接受中国驻印战车训练班的战车和汽车训练，打通滇缅路后回国。我被分配留校担任黄埔二十一期学生入伍的教育班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离开机校，被分配到北平国民党军装甲炮兵团第二营，接收日军在华北的装甲部队，驻地在北平西郊公主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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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机校已经几十年了，但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师的音容笑貌却总在我的面前浮现。机校所在地洪江虽然是一个偏远的湘西小镇，但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留洋归来的精英。何绪缵、周惠久、金希武、李登科、蒋德寿、欧阳毅、刘勋、徐文石、邹邦梁、吴公懿、史久华、张德庆等，无一不是学养深厚的饱学之士。他们以一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赤诚之心，只拿微薄的薪金，却苦心孤诣地教书育人，每当想起他们，我就感动得心潮难平几欲落泪。建国以后这些人绝大部分都留在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都是国内各工科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中坚力量。
“严师出高徒”，机校的毕业生也是优秀的。孟少农、余煜华、阚士元、陈衡、饶纯武、瞿连城、张成嘉、谭焕章、戴鸣鲲等人都为我国的汽车及国防工业做出过优异贡献，
这些都是题外话了，现在还说我自己吧。当时接收的目军车辆有汽车、装甲车、履带式火炮牵引车、指挥车等。品种是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坏的，需要大修。当时负责维修和验收的有我和其他几位机校时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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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被调到江苏无锡的战车二营，这个营主要装备是美军在二战时期对日作战时用过的水陆两栖汽车。后来我被营部派到上海接车（因为这些车原来都存放在美军在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上，集中后用船运到上海）。当时，国军败局已定，人心惶惶。1949年5月的某一天，我们接到命令，到吴淞口登船去台湾，但当我们从原驻地赶到时，船已经开走了。接着上海解放，华东野战军招收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耍不然我怎么会是离休呢（按照相关规定，凡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按离休待遇）？
我先后到过沈阳、齐齐哈尔、大连，最后落脚到北京机床研究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国的机床工业从测绘仿制到自主研制发展及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技术书籍的编写审定等工作，也算为我国的机床工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吧。当然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归功于当年在机校受到的有关机械方面的良好教育。
杨老太谦虚了，现在我们国家工厂使用的普通、专用车床、加工中心及国防军工企业的许多精密机床设备都凝结着杨老的心血。他亲自主持制造了红旗-7地空导弹零部件的专用加工设备。杨老编写的50万字的《机床标准手册》、《机床验收》等技术书籍，至今仍是从事机床工作的必备参考书。解放初期，为了鞍钢的重建需要，杨老指导长春机校的学生昼夜突击用了3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半个车皮的外文图纸！
记者与杨老早在2004年就相识了，他邀请我参加了多次机校同学在南京、上海及北京的聚会。每当看到杨老的那些从海外归来的同学（他们都是赶上那班轮船到达台湾后又寓居国外的）西装革履、志满意得的神态，再看看杨老朴素的衣着和生活，以及他讲述的自已在“文革”中和邹家华（叶剑英元帅之婿，曾任机床所所长，后任副总理），一起卸火车，搬重物劳动改造的遭遇，记者心中总会泛起一阵“酸楚”……
【上海的陈衡老先生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