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精神历来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主旋律，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它所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自立、自尊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大批仁人志士，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谱写出一幕幕雄壮的爱国主义诗篇。“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就是这一精神的鲜明例证。
一、“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证明，青年学生有高昂的爱国热情，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力量，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综观历史，中国的青年学生总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准确地把握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众所周知，1919年“五四”运动的先锋是青年学生，当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之时，青年学生奋起抗议，游行示威，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一二·九”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脉相承，是五四精神的进一步弘扬。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和热河后，又阴谋侵占华北，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退让。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北平学生在中共领导下，于12月9日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响应，很快发展成全国范围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和取得最后胜利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回眸这段历史，不难看出青年学生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潮。从 ‘五四’运动开始，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青年革命运动推动着革命事业的前进”，“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1]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学生仍然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希望，肩负着建设祖国的光荣使命，要成为时代的先锋，就一定要把“一二·九”运动的精神同当前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形势和任务，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学习新知识，牢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为构建和谐社会，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辜负肩负的历史使命，贡献出更大的光和热。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只有同工农群众实现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获得全面胜利。“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适时地为青年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将爱国学生运动引上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使学生运动得以稳步推进。平津的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号召，于1936年1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河北的良乡、涿州、保定、正定等地，向广大农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组织工农。1936年2月深入农村的学生在保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支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到六、七千人，地方组织遍及全国，成为党领导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为抗日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及活动分子。“一二·九”运动时期青年学生所走过的道路，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知识分子好比种子，工农大众好比土地，当种子和土壤结合的时候才会生根、开花、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许多人在战火中把自己锻炼成祖国的栋梁之才。今天的青年学生，作为寄托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一代，不仅需要“读圣贤书”，而且需要闻窗外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勇敢地、毫不动摇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真正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祖国建设和发展中去，使“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再次得到回归。
二、“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综观“一二·九”运动从发动到以后的健康发展，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使“一二·九”运动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巨大力量。
首先，“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引导的必然结果。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多次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5年8月1日，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就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无论各党派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和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应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立（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3]。中国共产党愿意做这一政府的发起者，中国工农红军愿意首先加入抗日联军。呼吁“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实行“全体同胞的总动员”[4]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红军到达陕北后，面对华北日趋严峻的形势，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出卖华北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出卖中国出卖华北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5]。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再次重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中共愿意同他们签订抗日协定，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国防政府应该实行的十大纲领 [6]。
其次，“一二·九”运动也始终没有脱离共产党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时所创办的《民族战线》、《实话报》、《华北烽火》、《火线》等革命刊物，始终在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这些革命刊物象燎原的星火，无时无刻不在进步学生中传递着革命的信息，播撒着革命的种子。姚依林、黄敬、周小舟等共产党员还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发动、组织工作。当日寇染指平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之际，中共北方局适时地发动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进而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只有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把握好正确的方向，才能把炙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化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作为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她的根本宗旨，党的性质和她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立场，使她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它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进步，而中国共产党又总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依靠人民群众，自觉克服缺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我们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振奋民族精神，肩负起历史使命，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因此，每个热血青年要自觉地拥护、服从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为祖国的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三、“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证明，青年学生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为国家振兴与民族进步而奋斗终身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70多年前，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的紧要关头，广大青年学生面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万分愤慨，他们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7]，这震天动地的呐喊敲响了民族危急的警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积极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和办法，决心“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不难看出，正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而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贡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如果说他们过去是居危思安，抗战救国，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居安思危，奋斗兴国。“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爱国者时时刻刻都会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都会把个人的理想、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杰出的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曾经说过：“如果你失去了祖国，你便失去了自己”，“唇亡而齿寒”，做亡国奴连人格和自由都得不到，还谈什么个人利益与幸福，因此，我们应“位卑未敢忘国忧”。而今，我们的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当代中国最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特点的伟大实践，每一个希望中华民族兴旺的爱国者都会投身于这一伟大实践中，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爱国主义化作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民族进步，国家昌盛。
毫无疑问，今天的青年应该继续发扬“一二·九”运动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面对正在逐步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战争的考验，而是各种竞争和挑战，我们的报国之举也不再仅仅是抛头颅、洒热血，更为重要的是学好知识、建设祖国。无论是战争还是挑战和竞争都需要一颗爱国之心，我们要把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统一起来，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从我做起，振奋精神，振兴中华。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N].《人民日报》，1985.12.1.
[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D].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9: 136.
[3]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D].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9: 137.
[4]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D].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9: 138.
[5]王淑增、刘宪章.《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6:119.
[6]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A].北京:1986.9: 405.
[7]蒋南翔.《清华大学救国联合会告全国民众书》[J].《怒吼吧》(1), 193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