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知道您的故乡为湘西州龙山县里耶镇。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湘西古镇，而且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秦简就是在这里出土的。您认为湘西的地域文化以及您的出生与成长，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凌宇（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里耶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湘西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有一个成语“朝秦暮楚”，用以形容某些政客与文人毫无操守、变化无常的人格特征，但它用于里耶，却几近于写实。战国时期，曾在短短的60年间，一时属秦，一时属楚，反复更易达十次之多——里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在我读书离开里耶之前，湘西及里耶历史文化于我，近乎一头雾水。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认识庐山，恐怕不只是要身在庐山，还得跳出庐山。最初，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我虽有身历，却缺少系统的理性认知。只是在后来的沈从文研究过程中，才较多地搜集、阅读了相关的历史资料与典籍，对湘西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才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自己身自何来，才恍然若有所悟。这种先天与生俱来的文化血缘与后天习学而得的文化认知，自然会给我的学术研究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品格。湘西人文化品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人的坦诚与直率，敢于直面实在，最厌恶的就是做假与凡事弯弯绕。1981年，在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曾经发生的我与导师王瑶先生就沈从文评价问题发生的那场激烈的论辩，就是这种湘西人的性格，在被逼无路时的一种自然流露。后来我在给王瑶先生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相信先生也不会以学生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做法为然。二是在具体的学术操作层面，湘西历史文化对我研究课题即沈从文研究而言，更是一种无法绕开的存在。我曾说过，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沈从文研究，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这就是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就是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出神入化的书写。缺乏对作为中介的湘西历史文化的切身体验与相应的理性认知，真正认识沈从文是不可能的。
吴正锋：您是哪一年上的华东师范大学？您在您的文章《钱谷融先生与我的师生缘》中，记述了当年您与您同学也曾“狂热过”，参与了对钱谷融先生的专题批判，批判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后来，您却对坚持“人性论”创作的沈从文进行研究，您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化的？您认为他们两人的“人性论”有内在的一致性吧？
凌宇：1964年，通过高考，我被录取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两年后，“文革”爆发。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几乎都被极“左”思潮所左右。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对美好人性的书写，我也有过情感上的共鸣，却又时时疑心自己受到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侵蚀。我对“人性论”认识的转变，自然是得益于“文革”结束后对极“左”思潮的清算，也得益于自我人生经验的积累。在这里，不为理论教条束缚，敢于直面人生常识至为关键。“人性论”原本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但在现代历史语境中，是与阶级论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人除了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外，是否还具有人所共有的人性，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从学理层面而言，人性表现为一种类特性，阶级性则表现为一种属特性。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二者却成了互不相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以为，凡主张人除了阶级性以外，也同时具有人所共有的人性的“人性论”，都具有内涵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钱谷融与沈从文是相通的。在这两位先生那里，从未有过人性论与阶级性水火不容的相关表述。
吴正锋：您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师从王瑶、严家炎等现代文学研究泰斗，請问他们在治学方面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凌宇：1978年，我考取了由王瑶、严家炎两位先生联袂招生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其时，严家炎先生正和唐弢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因而前两年与我们接触不多。直到写学位论文阶段，两位先生分工，由严家炎先生负责我的论文指导，严先生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每次见他，如果你不提出问题，他几乎没有话说。因而在他面前，总感到一种拘谨。但这也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在内心深处，严先生是一位热情、和蔼可亲的长者。王先生在我们面前，也十分严肃。但一旦触及他感兴趣的话题，便立即谈笑风生，一发而不可收。在治学方面，两位先生都没有给我们开过什么专题课。例行的做法是：按开出的书目读书，每一学期交一篇读书报告，中期一次考试，最后便是学位论文的开题与写作。他们看重的是学生自学，强调的是通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相关文艺学、美学论著。王先生从不和我们谈如何做学问。每次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去他家登门求教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大谈时政与文艺界的动向——他极善于捕捉报刊文论背后潜藏的信息。在我的感觉中，王先生似乎在通过非专业领域的问题，以开启我们的思维之径：从文字表象中抓住其背后潜藏的意旨。此外，有两件我至今未曾或忘的事。一是入学读研之初，出于对一些知名学者的仰慕，一听到哪里有学术讲座，我便随钱理群、吴福辉急匆匆地赶了过去。王先生知道后，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大意是：不要总是忙着去听讲座，学问不是听讲座听来的，而是靠潜心读书悟得的。讲座一般不会有什么新见，如有新见，早就公开发表了。一是钱理群就一篇学术论文写作向王先生求教事。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当时，他想写一篇谈鲁迅进化论思想的论文，便登门求教于王先生。王先生对他说，要写这个题目，你得先弄清何谓进化论，其源头何在？进化论在西方，其表现形态如何？经历了些什么样的演变？在20世纪初，中国又是如何接受进化论的？鲁迅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接受进化论影响的？当钱理群随后和我谈及这事时，听得我心里直流冷汗。——这对当时我这样一个尚未入学术之门的人来说，不啻是学术入门的启蒙课，使人明白了学问之道，首在于详尽占有与论题相关的全部资料。只有如此，方能言之有据。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曾有“北王南钱”之称，即作为学术领军人物，北有王瑶，南有钱谷融。就治学之道而言，又有“京派”与“海派”之分。在我的感觉中，王、钱二先生的治学风格，恰恰分别烙上了“京派”与“海派”的印记。“京派”重实证，立论根基稳重；“海派”则重学术感悟，往往得风气之先。我曾有幸前后入两位先生门墙，在治学风格上，似乎都得了些皮毛。就个人性情而言，我倒更接近于“海派”。我就是一个遇问题常常浅尝辄止、行文不喜引经据典，常厌烦查阅资料的人。一次，我和钱理群谈及这一缺点时，钱理群颇为惊讶地说：你在沈从文研究中，资料工作不是做得也很扎实吗？——诚如钱理群所言，我在沈从文研究中表现出的这点道行，实在拜王先生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