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10月中旬，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在湖北荆州市召开，主旨为铜镜文化，有多位铜镜研究专家与会。会议就铜镜的内涵、源流、纹饰及其制作工艺等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本期我们选发杜遁松、孙克让、董亚巍、王棣四位先生的文章，希望能对铜镜收藏者有所裨益。
我们的祖先创造生活，热爱生活，不但在劳动中生产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同时也进行艺术的创造，表达对美的追求。中国古代铜镜就是古人在对美的执著追求中发明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古代文明，尤其是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铜镜的起源问题，从文献看，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时代。《黄帝内传》：“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又《玄中记》：“尹寿作镜，尧臣也。”这些古老的传说虽然无确切的实物资料作为凭据，但可以作为探索铜镜起源的一把钥匙。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原始社会后期的齐家文化已有铜镜出现，这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镜，在铜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铜镜，圆形，弓形小钮。齐家坪镜的一面背无纹饰，尕马台镜的一面背饰两周弦纹，在两周弦纹间再饰直线纹和人字形弦纹。齐家文化的铜镜形体都较小而外表粗糙，呈现出铜镜的初始形态。
殷商时代的铜镜也有少量发现，在安阳殷墟5号墓发现了4面，特征是弓形小钮，背饰以弦纹(图1)，二周、五周、六周不等，有的还在弦纹之间饰有一条条短线纹，个别镜缘处铸出一周乳钉纹。从总体看，这4面铜镜仍然表现了朴素粗拙的风格。西周时代的铜镜，陕西渭南桑园圃出土了一面，为橄榄形钮，素面，可定在西周前期。东周时期青铜礼乐器逐渐减少，日常生活用器迅速增加。而在日常生活用器中，铜镜则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有着重要的地位。最有名的应是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发现的几面春秋时代的铜镜，其中两件为素面，一件饰有虎、鹿、鸟纹图案(图2)。山东临淄郎家庄和辽宁宁城南山根均出有这一时代的铜镜。
在“事死如事生”和“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的思想支配下，铜镜也常常被用作随葬品。考古发现的战国铜镜，不但出在较大型的贵族墓中，而且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大量铜镜在这时应是一种“市卖之物”。
战国铜镜的制作特点是多圆形、少方形、圆形镜多为素卷缘，方形镜有较宽的边沿，形制轻巧，镜较轻薄，厚度为0.1～0.8厘米，直径一般为10～20厘米。镜钮多为细小的弓形钮，钮上常有几道弦纹，钮的周缘常有圆形或方形钮座。钮制较特殊的一例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背钮为蛙形的战国镜，世所罕见。
战国铜镜不铸铭文，但花纹式样极其丰富多彩，除素面外，还有单层或双层花纹。对花纹种类的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作为区分战国时代不同时期铜镜的重要依据。关于战国铜镜分期可依据近年来考古学界建立起的分期序列，公元前5世纪为战国早期，公元前4世纪为战国中期，公元前3世纪为战国晚期。依铜镜花纹种类可以区分出铜镜早、中、晚三期的基本特点。但应明确指出的是：有的花纹种类在战国早期已出现，以后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某些花纹种类只存在于一个时期内，以后则逐渐消失。大体说，早期主要流行素镜，例如长沙龙洞坡出土的一面，粗拙朴素，上限为春秋末期，下限为战国初期。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早期楚墓出土了两件彩绘铜镜，一面为卷云纹，一面为虺蛇纹，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期主要有龙纹镜、四山纹镜、蟠螭纹镜，新出现的有菱形纹镜、四叶纹镜和兽纹镜等(图3)。菱形纹镜地纹为羽状纹，用较宽的凹面带作菱形纹，各凹线接合起来似井字形，在备空面配以四瓣花纹；四叶纹镜是在方座四周或圆座每隔90度弧上各出一桃形叶纹，长沙月亮山、沙湖桥出土的这类镜子可作为代表；兽纹镜是用凸线条简单勾勒出一圈似鹿、鼠等不同形状的四兽或五兽，长沙斗笠坡曾出土一面涂朱的兽纹镜，是极少见到的。也有些兽纹镜的兽纹图案是分内外两圈进行装饰的。晚期主要有素镜、龙凤纹镜、弦纹镜、四山纹镜、四叶镜、兽纹镜，新出现的主要有连弧纹镜、几何纹镜、狩猎纹镜、五山字镜等等。湖南长沙沙湖桥出土一面连弧纹镜，在云纹上再加龙纹。湖南郴卅f马家坪出土一面几何纹镜，图案以双线三角形的规矩纹为主，并间以花叶、鸟纹。这时在四山镜继续流行的同时，也出现了五山纹镜，下限到秦楚之际。传世品中偶然见到六山镜，其时代一般应在战国晚期以后。狩猎纹镜是战国镜中特别引人注意和令人感兴趣的，解放前，河南洛阳金村出土一面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图像内容表现了骑马武士手持利剑，正与恶豹搏斗的场面。
湖南出土的战国铜镜不但数量和种类多，而且质量精，表明了楚国铜镜制造业的发达。北方黄河流域出土的战国铜镜则数量少，花纹简单。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了风格独特的铜镜。
能够确定为秦代的铜镜很少。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一件人与豹搏斗图案镜，直径10.4厘米，三弦弓形钮，方钮座。图案将人搏豹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
从战国早期到晚期，铜镜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直径由小到大；花纹由简趋繁；钮由小弓形钮到较宽的弓形弦纹钮；钮座由无到有；镜面由平到凸；边由平缘到卷缘等。
两汉时代由于铁器、漆器、瓷器的发展，这些质料的器物逐渐代替了青铜制品，但青铜器铸造业在某些方面仍在继续发展。这时的各种青铜制品中，尤以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铜镜为多，铜镜铸造业成为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
如果说战国时代铜镜在南方的楚国最发达的话，那么到了两汉时代在黄河流域的墓葬里也常常可以见到铜镜。西汉时代的铜镜开始时还沿袭战国时代的一些特点，仍流行蟠螭纹镜。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曾出土一面涡纹地蟠螭纹镜，镜放在圆奁盒内，有红绢镜套。引人注意的是，1984年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发掘的汉初第二代南越王的墓里曾发现一件羽状纹地六山镜。这种六山镜是极为罕见的，过去在《岩窟藏镜》曾著录过一面。这时铜镜的新特征是，有的镜背上开始铸有铭文，铭文内容大多是三字或四字一句的吉祥语。字数最多的是“长相思，毋上忘，常贵富，乐未央”，也有“长乐未央”或“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的话。到汉武帝前后，弓形钮变为半球形钮，并出现了似柿蒂形的钮座，边缘宽而平，镜身也厚重了。这时的典型的草叶纹镜可能是从战国时代的叶纹镜发展来的，也出现了一种用天文星象相互勾连的所谓“星云纹镜”。最近在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座武帝前后的墓中，惊人地发现了一面长约115.1厘米、宽57.5厘米的长方形大铜镜。从其形体之大看，应为古人的穿衣镜。镜背铸有五钮，钮座为柿蒂纹，饰有绕结的蟠龙纹(图4)。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铜镜，在朱色地上彩绘有出行、狩猎等画面，这些纹饰独创一格，别具特色(图5)。
汉武帝以后主要流行带有镜铭的所谓“日光镜”和“昭明镜”，铭文内容是自夸镜子具有质地精良、熠熠发光的特点。日光
镜铭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昭明镜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也有在镜背上有内外两圈铭文的，内圈是“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外圈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这时也出现了由蟠螭纹镜演变而来的四乳四螭镜。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日光镜和昭明镜中，个别的还有透光效应，一般称为“透光镜”。其外形与一般铜镜无异，但当日光或灯光照射镜面时，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像。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宋代周密的《云烟过眼录》等，都有关于透光镜的记载。这种镜的效应实际不是透光而是映像。上海交通大学铸工教研组的研究认为：铜镜在铸造过程中，镜背的花纹凹凸处凝固收缩，产生铸造应力；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形成了弹性形变。研磨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图像迭加地发生作用，使镜面与镜背产生花纹相应、内眼不易觉察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透光镜的发明，反映了两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西汉末至东汉初，除沿袭日光昭明镜外，出现了规矩四神镜。所谓规矩是指在镜上所饰“T”“L”“V”形状的纹饰，因笔画相互垂直或呈折直角，极为规整，故习称“规矩纹”。实际上这种纹饰的整体结构与古代博棋盘上所画的相同。笔者在重庆市博物馆曾见到一块陈列的画像砖上刻有二人对弈，所用棋盘与此规矩纹相同。广西西林也出有六博纹铜桌。有学者或将规矩纹镜称为“六博”镜。在规矩纹镜内常饰有象征天地四方的四灵，又称为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种规矩四神镜的钮座边常带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文，外圈是“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另外，外围也常见有“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邀四海”的铭文。讲究的规矩镜上还有鎏金。西汉末期王莽时代，镜子上又开始出现纪年。纪年镜的出现，为铜镜的时代鉴定提供了更准确的依据。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铜镜，镜面一改先前的那种平板式，而变成微凸式，这样更便于照容。镜钮边上的柿蒂纹更加扩大了，形状很似蝙蝠。这时主要流行浮雕式的神兽镜以及画像镜，后者多是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越王、范蠡等人的画像，也有西王母、东王公、车马神人画像镜，等等。这时具有“长宜子孙”“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等吉祥语的镜铭很多。更有镜铭很长的铜镜，铭文多是吉祥语和给自己的作坊作宣传的内容，例如：“侯氏作镜大无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日安兮”。有的铸“铜出徐州，师出洛阳”。湖北宜昌出土的一面吴会稽著名工匠鲍氏所作镜，镜铭为：“鲍氏之作，子孙享迁”。这时有纪年的铜镜也多起来了。
唐代的铜镜，质量很高，普遍厚重光亮。除圆形和方形的外，还出现了葵花形镜、菱花形镜、方形圆角镜、带柄手镜。纹饰内容非常丰富，画面常常是把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以及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结合在一起，这些画面给人以一种清新喜悦感，这是铜镜纹饰在这时期的一大进步。纹饰主要有花蝶、葡萄、鸟兽、雀绕花枝、双鸾、云龙、月宫仙人、人物故事、打马球，等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人物故事镜中的三乐镜，旧时又称荣启期镜。该镜表现的是《列子》上记载的一个故事，画面为孔子与老者荣启期问答，因自己长寿而乐，等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面菱花形的打马球镜，画面上是4个骑马的马球手，两两一对，手持曲棍，正在争夺小球，非常生动有趣。
唐镜中的图案纹饰也有用金银箔和螺钿镶嵌的。这种工艺特点就是用金银薄片、螺钿，把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出来，然后再将这些雕刻好的内容嵌在镜背上，形成一幅幅宛如写生的图画，外表色彩鲜艳，极富情趣，表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唐镜里，有的有“千秋万岁”等铸铭，还有的铸有工匠名。例如安徽合肥出土的一面铜镜，铭有“都省铜坊匠人李成”的字样。
铜镜在宋代以圆形、菱花形镜为最多，还有方形委角、亚字形、葵瓣形的。有的圆形镜形体很大。纹饰以缠枝花草牡丹纹为主，也有双鱼、双凤以及海水行舟纹。这时的镜上常附有制镜作坊的广告性质的标记，如“湖州石念二叔清锎照子”、“成都龚家青铜照子”“建康府茆家炼钢照子记”等字样。
先后与北宋、南宋对峙的辽代和金代，铜镜不但各有本民族的风格特征，而且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汉民族铜镜的一些基本特点。
辽代铜镜在形制上主要有圆形、亚字形、葵花形以及八角形。在纹饰上，主要有双鱼纹，八卦纹、童子戏花纹、荷花纹，连钱纹和牡丹龟背纹。荷花纹是均匀地饰四朵荷花，整体幽雅典丽，其与龟背纹有着契丹本民族的风格。内蒙古赤峰市发现的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的一面四蝶纹镜，很独特，富有生趣。这时还流行素面镜，如1971年辽宁建昌龟山1号辽墓出土的一件素面镜，厚重光亮，直径32.6厘米，钮内还保留着可用来悬挂的铁条。吉林辽源市出土的一面辽素面镜，镜背有“天庆十年五月记”“高口”，边侧刻“朔州马邑县验记官”“口口验记官”，在官下又都有签押。此镜不但有天庆十年(1120年)款，而且也表明了辽代的铜禁情况，即铜镜的铸造受到了严格控制，需要官验，这种情况在金代的铜镜铸造业则更典型。
辽镜上也有吉祥语铸铭。不仅有汉文，还有契丹文。汉文的如“连进三元”。契丹文的如1973年在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发现的一面八角形铜镜，上面的契丹文经学者考释是“寿长福德”四字。
金代铜镜在国家铜禁甚严的情况下仍得到一定的发展，以近年各地出土情况分析，这时的铜镜除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外，还较多地融合了汉镜的特点。黑龙江省阿城县在金代时属上京范围，近年这里陆续发现了不少金代铜镜。文物部门已将出土的主要铜镜汇集成册，这些资料对研究金代铜镜铸造业甚有益处。
金代铜镜多宽边缘或卷缘，圆形钮，花纹有精致的，也有粗糙的。从前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的铜镜铸造业贬得很低，实是一种偏见。金镜形制主要有圆形、圆形带柄、菱花形、葵瓣形、八角形和扇形，其中八角形铜镜多为辽金特点。扇形镜虽在宋代已出现，但尚不多见。1973年在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的金墓内发现一件带柄、背饰梅花纹的扇形铜镜。金镜除素面的外，纹饰基本上可归纳为双鱼纹、双龙纹、菊花纹、莲花纹、兽纹、人物故事纹等几种。人物故事纹题材很丰富，富有典型性的故事图案如“柳毅传书”“吴牛喘月”，另外还有童子戏花镜等。金镜图案还仿照汉唐镜图案。仿汉的有内向边弧纹，再配以星云和禽兽纹；仿唐的多海兽葡萄纹。金镜图案的丰富多彩足以使人赞叹。
最后，对金代铜镜特别要提到和补充的是，一些镜边缘的刻记内容，反映了官方禁铜政策对铜镜铸造业的控制。《金史·食货志》载，大定十一年(1171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镜铭主要有“上京警巡院”“录事司刘什秤”“金成记”“左巡院验记官”“临潢县”“上京宜春县”“官”“上京巡院正…金成县
丞”“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画押)提控运使高(画押)”。一般多刻记铜镜铸造地点、官署名、监造职官名和人名押号。
元代铜镜的花纹主要有双鱼纹、双龙纹、双凤纹、缠枝牡丹纹，还有云水纹、人物故事等。有的元镜上铸“长命富贵”“寿山福海”等吉祥语。需要指出的是，元代铜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边缘较宽。
明代铜镜图案有弦纹、双鱼纹、鹤鹿纹、四兽纹、人物纹等。镜上的吉祥语格外多，常见有“五子登科”“状元及第”“金玉满堂”。有的镜上还有七言诗。如：“月样团圆水样清，开匣当如见故人。”
清代铜镜已渐减少，逐渐被玻璃镜所取代。这时铜镜多为圆形带柄手镜，还出现了双环或两个方形相套的形式。有的镜背有填漆或用漆作的画，多人物和风景图案；也有镜背以珐琅质做成。
近年学者们更注意考古发现的铜镜新资料和新收获，在铜镜分期等方面也进一步深入。
以往在青铜器分类中，许多学者都将铜镜归在杂器类，有的将它放在杂器中的生活用具内。有的学者在对青铜器分类中注意到，铜镜的数量多，制作精美，使用时间长，在考古、文物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故而将铜镜单独分作一类，这是青铜器在分类学上的创新。
青铜镜分期基本上以朝代来划分。它的显著优点是，可将铜镜的发展变化与某一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联系，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同时，按朝代分期线索也清晰。但需要说明的是，铜镜分期在具体方法上，学者们又有一定的差异。下面列举有关著作提出的对铜镜的一些较有特色的具体分期方法。《湖南出土历代铜镜的分期》：东周铜镜、秦汉之际铜镜、新莽铜镜、东汉铜镜、魏晋南北朝铜镜、隋唐铜镜、五代十国铜镜、两宋铜镜、辽金铜镜、元明清铜镜。《故宫铜镜特展图录》：战国铜镜、汉镜，六朝镜、隋末唐初镜、唐镜、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镜。也有的以铜镜发展的兴衰程度分阶段，在阶段内再冠以朝代。如《中国古代铜镜》：中国铜镜的早期阶段(齐家文化、商周铜镜)、中国铜镜的发展与流行(春秋战国铜镜)、中国铜镜的繁荣鼎盛(汉代铜镜)、中国铜镜的中衰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中国铜镜的高度发展(隋唐铜镜)、中国铜镜的日趋衰落(宋、金元)。本文作者的分期法：铜镜的萌芽时期(齐家文化)、铜镜的初步发展时期(商晚期、西周至春秋)、铜镜的发展时期(战国)、铜镜的鼎盛时期(两汉)、铜镜的中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的中兴繁荣时期(隋唐)、铜镜的衰落时期(宋元明清)。
随着近年中国古代铜镜的大量发现，尤其是纪年镜和许多断代标准铜镜的出土，学术界对铜镜断代分期和时代发展序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中国古代铜镜的深入探索，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铜镜的制作工艺以及青铜文明的内涵和文明的传承，同时对于民俗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责 编 一 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