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成都平原的文化就同周边文化有一定关系。二里头时期，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通过三峡进入四川。夏、商文化进入四川。催生了古蜀文明。春秋时期，由于秦、楚的兴起，阻断了蜀与中原的联系，使古蜀文明的发展一度走向低谷。战国早、中期，古蜀文明再度辉煌。秦灭蜀后，蜀文化一步步削弱。到西汉。汉文化避渐取代了蜀文化。
关键词 古蜀文明；周边各文明；关系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07)04－0011－08
前言
四川位于长江古文明区和黄河古文明区的西端，又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四川西倚青藏高原连接中亚，东出三峡连接整个江汉平原，南接云贵高原，北仗秦岭构成地理上的南北分界。
四川的四周为高山峻岭，四面环合，中间为内陆盆地，沃野千里。其整个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主要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扛、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河流。大多数河流是由西北流向东南，或呈由北向南的走向，最后在盆地东南汇流入长江。这些河流是古代四川各民族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川盆地内的古文化既独具自身的特点，同时又兼具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而盆地四周高山峻岭，气候垂直变化大，自然资源差异也大，不同民族的经济类型和生活习惯差异也较大，使四川具有经济生产类型多样，民族、语言多种，古文化呈异彩缤纷的局面。大致而言，先秦时期在盆地内的成都平原上主要居住的是蜀人，东北丘陵地区以及重庆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巴人。除巴蜀两大主体民族外，在蜀的东北面和巴人杂处的民族有“濮、賨、苴、共、奴、攘、夷、蜒之蛮”，蜀的西北山区有冉、驪，西有徙、笮，西南有邛都，南有焚等众多民族。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明的源头——先蜀文化
四川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广元中子铺遗址下层遗存，年代距今约7000－6000年左右。该遗存出土大量的刮削器、尖状器和细石器。陶器的陶质陶色见有夹砂褐陶。器形有碗、罐、乳钉状三足器。其中某些因素和汉中盆地前仰韶时期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在距今7000－6000年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已越过秦岭进入长江流域的汉江地区。而且越过米仓山进入四川盆地。
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年代距今约4800－4000年。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西北岷江冲积扇和沱江冲积扇上，典型遗址有广汉三星堆遗址、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崇州上元乡芒城村双河古城遗址、崇州市燎原乡紫竹村古城遗址、大邑盐店乡古城遗址、高山古城遗址。这一时期的遗址一般以中、小型聚落形态出现，普遍存在夯土城墙和城壕，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文明社会的门槛。在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规模较大的商周遗址文化层下面，均压有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遗存，说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遗存与商周遗存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这些遗址内发现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少数遗址有干栏式建筑。城圈内有灰坑和墓葬。少数灰坑可能和储存物品的窖穴有关。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多数为直肢葬，少数为屈肢葬。多数无随葬品。少数墓葬有随葬品。一般是随葬石器，个别随葬陶器，稍晚的墓葬也有随葬骨器和玉器者。说明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贫富分化还不十分明显。生产工具和武器为石器，种类主要有斧、锛、凿、矛、镞等。生活用器为陶器。主要种类有深腹罐、圆腹罐、喇叭口高领罐、平沿深腹平底尊、平沿敞口圈足尊、小敞口圆垂腹平底壶、高圈足豆、圈足盘、器盖等。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早期泥质和夹砂几乎各占一半。晚期泥质减少，夹砂陶增加。泥质陶颜色有白灰、青灰和黄灰。夹砂陶颜色有黑褐、红褐和灰褐，色泽不均，内黑外褐是其特点。纹饰有细绳纹、篦划纹、附加堆纹、箍带纹、网格纹、弦纹、瓦纹、戳印纹、指甲印纹、花边、镂空等。
在川北地区和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年代基本同时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广元中子铺遗址上层、巴中月亮岩、通江擂古寨、广元张家坡、邓家坪、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在嘉陵江以北的深丘地区。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类。夹砂陶以红褐和黑褐为主。泥质陶以灰陶和橙黄陶为主。器形有罐、碗、圈足器，也出乳钉状三足器。陶器的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划纹、波浪状花边、戳印纹、齿纹。出土的石器为磨制石器，器形有斧、锛、凿、刀。中子铺遗址还出土磨盘和磨棒。这些遗址与汉中盆地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某些纹饰风格又接近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成都平原西面的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近年发现和确认的营盘山文化，年代距今5500－5000年左右，比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年代为早。主要分布在松潘县、黑水县、茂县、理县、汶川县境内的岷江河谷地区，在大渡上游地区的丹巴，中游地区的石棉和汉源等地也有类似的遗存分布。岷江和大渡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以看作是同一文化圈中的遗存，但可区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陶器的陶质陶色有夹砂褐陶、夹砂灰陶、泥质褐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黑皮陶。纹饰有交错绳纹、弦纹、划纹、瓦纹、箍带纹、戳印纹、乳钉纹等，有的口缘做花边装饰。典型陶器有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缸、瓶、壶、带流器、矮圈足器。另有彩陶。彩绘纹饰有草卉纹、草叶纹、卷叶纹、水波纹、狐边三角纹、圆点纹、网格纹、鸟纹、蛙纹。彩陶器有瓶、罐、盆、钵等。通过分析研究表明，营盘山文化是受甘南地区晚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以及白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同时，该文化和巴中月亮岩、通江擂古寨、广元张家坡、邓家坪、绵阳边堆山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年代和营盘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基本相接，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较大。但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因素，如陶器的网格绳纹、陶器口缘的花边装饰、箍带纹、流行高领器和大平底器等情况，说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继承了营盘山文化晚期的某些因素，这个情况在营盘山文化的晚期遗存茂县沙乌都遗址反映得较明显。
川西南凉山地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远古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除个别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外，大多数遗址出土的遗物面貌从表面上看似新石器时代，但其绝对年代已到商周或更晚。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发现材料还看不出在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时期这里和成都平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
三峡不仅是人类的起源地，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重庆巫山发现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在西陵峡南端长阳桅杆坪遗址下层发现距今约6800年左右的近似城背溪遗址的陶器，在桅杆坪遗址下层之最底部发现距今10070年的陶片，奉节鱼腹浦、横路、丰都玉溪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鱼腹浦遗址出土的石器为打制，陶器制作风格近似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和湖
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年代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丰都玉溪坪遗址下层发现的近似于城背溪文化的陶片。年代距今约8000－7000年左右。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三峡已经是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化通道。出入盆地的各种远古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遗存。江汉平原距今6500－5000年的大溪文化是率先进入峡江地区的一支古文化。虽然大溪文化主体部分还未进入夔峡就停止不前了，但在夔峡以西远至丰都玉溪遗址都发现有大溪文化的个别因素。继大溪文化之后，屈家领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进入三峡地区，西达忠县、丰都等地。
继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之后，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中坝——哨棚咀文化，该遗存在三峡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西至涪陵，东至巫山，以忠县、丰都为分布中心。典型遗址有丰都县玉溪坪上层、忠县中坝、忠县哨棚、奉节县老关庸、巫山县魏家梁子等遗址的遗存，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之间，基本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遗存同时。而忠县中坝遗址和哨棚咀遗址分布面积最大，堆积最厚，文化内涵最丰富，出土的器物相对典型。是该文化的两个中心聚落，被命名为哨棚咀文化。
哨棚咀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前后连续发展，文化变化也较大。早期陶器以央石英粗砂陶为主。磨光陶和泥质陶较少，陶色以灰、红、褐为主，黑陶少见。纹饰以网格绳纹为主，另有附加堆纹、箍带纹、弦纹、划纹、波浪纹。器形有高领罐、深腹罐、敞口罐(又分凹沿、斜沿、卷沿、折沿几种)。早晚各种陶器的种类形制和纹饰都有所变化。其中高领罐、深腹罐、敞口罐的形制和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但又具地方风格，网格绳纹、箍带纹、弦纹以及罐的口沿饰花边的情况也见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说明在新石器代晚期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之间就有文化接触和交流。
二、夏商时期的蜀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关系
在重庆和四川西部都有夏人活动的传说。考古发现证明，至迟在二里头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区夏文化的某些因素都先后进入成都平原，为早蜀文明的产生起到催化和促进作用。如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葬的随葬品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和良渚文化晚期玉锥形器基本一致，这种玉锥形器的形制也见于湖北天门县肖家屋脊遗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中。发掘报告被称作“玉笄”。在成都十街房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宝墩文化晚期的骨锥形器，也和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形制基本相同。石家河文化常见的高领罐和高圈足豆。也在三星堆遗址内有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在太湖和杭州湾地区衰落后，其某些因素溯江而上融入到石家河文化中，又通过石家河文化为媒介传人成都平原。同时，石家河文化的某些自身因素也传人成都平原。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蜗旋状玉器、成都南郊十街房宝墩文化晚期，遗址M6圆形骨器，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出土的斗笠状白陶器十分相似，这也说明至迟二里头中、晚期夏文化的一些因素已经渗入蜀文化中。
商代是整个蜀文明从繁荣到鼎盛的发展阶段。三星堆、金沙的考古成果说明，约在二里冈商代早期，商人的势力已延伸到江汉平原和陕南汉中盆地，这些地方又是巴蜀民族和周边民族的接壤地区，从而商文明以这些地区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对蜀文明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和玉戈。从形制和种类上看，都和郑州附近出土同类器的风格相同，而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尊、瓿、盘、器盖以及玉器戈等，又明显地看出是受到盘龙城二里冈商文化的影响。同样的情况，在陕南汉中地区的城固、洋县等地出土的二里冈至殷墟早期的青铜器，其器类组合和风格都是商文化的特点或仿商式青铜器，而在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罂和尊，形制风格和城同、洋县两地的罂、尊风格接近，在某些纹饰风格上，却又有本地的风格特征。说明在二里冈至殷墟早期阶段，蜀人和商人的经济文化交往主要是经过汉中盆地实现的。
在殷墟中、晚期，古蜀文明发展到最辉煌的阶段，表现在文化特征上是对中原商文明一些因素的吸纳、融合，创造出具有本民族风格特征的青铜文明，如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造型极具地方特色。而在纹饰装饰上又借鉴了商文化的纹饰并进行过改造，即使是蜀人使用的铜罂和铜尊等商人常用的礼器，其上的花纹装饰，也进行了改造，变成具有自己风格的礼器。逸一时期蜀的势力十分强盛，表现在文化的向四周辐射和政治版图的扩张，向北已越过嘉陵江翻越米仓山进入汉中地区；向南已达大渡河中游的石棉、汉源等地；向东已覆盖到长江三峡地区，其辐射的范围更远。从巫山、荆州、华容、岳阳、枣阳、六安等地出土的青铜罂、尊的形制、纹饰、铸造工艺分析研究，揭示出三星堆文明鼎盛时期，其势力已达到上述地区。在这一阶段国家内部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成都金沙一带出现了和三星堆晚期文明同时的另一个政治宗教中心，这个中心在殷墟晚期最终取代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三、商末及西周时期古蜀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约相当于商束及西周早期)，古蜀文明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陶器风格上，普遍出现了以尖底器为主取代之前以小平底罐为主的陶器风尚。陶器主要有尖底罐、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高圈足缸形器、瓮、圜底釜等。这些器物是十二桥、金沙及其周邻遗址群陶器的主要器类，某些器物的形制还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中。
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三星堆古蜀文明已趋于衰退，代之而起的是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金沙文明。金沙文明的产生应是在三星堆文明的极盛时期，而金沙文明的繁荣期是在三星堆文明的衰落期，所以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在器类、形制和宗教艺术内涵方面都和三星堆遗址出土者极为相似，甚至有的器物在两地之间很难区分开，说明早期金沙文明仍属于三星堆文明的一部分，晚期金沙文明是三星堆文明在成都的继续和发展。
西周时期以金沙、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向四周的辐射范围已东出三峡，西达岷江上游，北过汉中盆地翻越秦岭，南抵大渡河中游。在宝鸡弓鱼国基地、汉中城固、南充、宜昌、雅安、汉源、石棉等地的遗址以及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都发现有蜀文化的因素。
武王伐纣的战争，蜀是作为盟军参战的。周灭商后，蜀和周有较多的文化交往。周人常用的柳叶形短剑、长援无胡戈和三角援铜戈从周初传到蜀地后，作为蜀人的主要兵器一直沿用到秦汉之际，在整个晚期巴蜀文化中，这种形制的铜戈发展变化也不是很大。1959年和1980年在彭县(今成都彭州市)竹瓦街出土两个青铜器窖藏坑，坑内埋藏铜器计有容器12件，兵器和工具28件，计有罂、尊、觯、戈、戟、钺、矛、锛。这些铜容器和兵器形制是典型的西周早期后段的器物。铜容器花纹繁丽。铸造精美，在整个西周的青铜器中都算是佼佼者。其中罂的形制，类似于辽宁喀左青铜器窖藏的盘龙纹罂和北京琉璃河燕国墓葬中出土的克罂。
过去有学者推测铜容器的年代在商末周初，为蜀入获取的战利品。不过，罂、尊在蜀文化的礼器
传统中，从商代到春秋战国一直沿用，是蜀人的礼器传统。纹饰花纹和装饰手法也不是典型的周人京畿地区铜器的风尚，而像是在长江流域或汉江地区的商文化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格，如盖钮的兽面器上牛头装饰风格，都可在汉中或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文物中找到渊源；铜戈上高鼻侧面的神人和三星堆神坛、金沙玉神人头风格酷似。在金沙遗址中仅发现小型的青铜器件，虽未见大型青铜器，但出土有大型青铜容器的残片，出土的玉石器、金器、漆木器等其它文物已足以说明其文化成就不低于三星堆文明，铸造如竹瓦街那样精美的青铜器是不成问题的。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测这批青铜器是蜀人借用周人礼器和兵器的形制在蜀地铸造的可能性极大，或是临近蜀地的周人地区铸造的。
四、春秋战国时期古蜀文明和周边各文明的关系
春秋时期，由于北面的秦国和东面的楚国日益强大，巴人不断向西、向南迁徙。使蜀国处于日益封闭的境地。与中原周王朝的联系交往愈来愈少，古蜀文明似有萎缩之势，直到战国时期又才出现新的文化发展高峰。
确认为春秋时期的考古材料较少，除这时期蜀国的经济文化本身不发达、地下遗存不丰富外，目前考古界认知这一时期的材料也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如商末周初陆续从渭河平原和汉江流域传人蜀地的周人常用的柳叶形短剑、舌形(或称烟荷包形)钺、长援无胡戈和三角援铜戈，在蜀地作为主要的兵器一直沿用至战国早、中期，基本保留传人时的形制，因此很难将春秋时期的器物从过去断代为西周或战国的遗存中区别出来，给人以春秋时期的巴蜀考古似乎还存在一些年代缺环的假象。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遗址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如有十二桥晚期遗存、上汪家拐、青羊官、方池街、新一村、指挥街晚期、岷山饭店晚期、羊子山等地点。上述这些遗址大部分和十二桥、金沙等商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分布相重叠，或就在其周围，反映出自商末周初以至秦灭巴蜀之间数百年间蜀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这一带。遗址内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尖底罐、尖底盏、圜底罐、圜底釜、圈足豆等。
这一时期的墓葬材料较多，在成都平原有较普遍的发现。葬具有独木棺、船棺、木板或无葬具的土坑等形式。出土的器物中，陶器有尖底盏、盖、釜、釜甑、罐、豆、壶、盆、钵等，铜器有戈(包括十字形、大三角形、中胡戈等)、长骹矛、剑、圆刃钺、镞、带钩、印章等。
春秋至战国初年的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本地风格较为浓厚，如陶器中尖底盏、平底罐等商周器物这时期仍然存在，部分铜兵器仍保留中原及关中地区商、西周时期传人时的基本形制。带有楚式风格的陶壶一直存在于整个晚期巴蜀文化中，个别铜钺似带有滇式钺的味道。反映这时期蜀人对外的交往主要是楚，与滇也有偶然的接触交流。
战国早、中期的蜀人墓葬随葬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并且出现了一些新器类。除本地风格种类的器物外，楚文化因素仍在一些大中型墓葬中以较大比例出现。如蜀人墓葬出土楚墓中常见的鼎、豆、壶、敦、瓿、鉴、编钟等，新都战国木椁墓还出土带楚国贵族姓氏“邵之食鼎”铭文的铜鼎，说明蜀地有楚国贵族居住，反映出晚期蜀文化在这时期走向新的繁荣，并且与楚有频繁的接触和交往。
巴人主要活动在大巴山以南的长江三峡地区和嘉陵江流域。忠县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宣汉罗家坝遗址西周至春秋战国遗存，可以确定为巴文化的主要遗存，典型陶器以尖底杯、尖底罐、花边口罐、圜底釜、矮柄豆为代表，这些器物在西周及其以后的蜀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也有出土，反映巴蜀两地文化的交融现象。春秋战国时期蜀人墓葬中常见的柳叶形剑、舌形钺、短骰矛、釜、釜甑等铜器也见于巴人峡江地区的墓葬，带楚文化因素的鼎、敦、壶在巴与蜀的墓葬中均见，区别是蜀人的葬具多船棺，巴人峡江地区的墓葬全为土坑，这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强势的蜀文化仍然涵盖了巴文化。故有巴、蜀文化难以分辨界定的学术争执。随着巴蜀考古材料的增多，巴蜀的分野和巴蜀文化的界定最终会得到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中的“巴蜀文化”这一笼统概念也将会放弃。
五、秦灭巴蜀后蜀文明的消失和蜀人的南迁
秦灭巴蜀后，秦王朝在政治上加强了在蜀地的统治，实行郡县制，贬蜀主为蜀侯。初封蜀王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张仪为蜀守。公元前311年，“相庄杀蜀侯”，后秦王“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平息了动乱。公元前301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85年，疑新封的“蜀侯绾反。王复诛之”。因前后三次动乱和叛乱，最终废除封侯，“但置蜀守”(《华阳国志·蜀志》)。秦王朝才真正控制了蜀郡的政权。
秦灭蜀后，由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通过移民加强对蜀地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统一六国后，将六国有技术特长的豪门大户前往蜀地，如冶铁家赵国的卓氏、山东的程郑等。在青川郝家坪、成都羊子山172号墓、龙泉等地出土一批典型的秦人墓葬。可能和秦的移民有关。
荥经是楚、蜀乃至中原通往滇及南亚的重要关隘。春秋时期，楚国在丽水开采黄金，于荥经设岷山庄王管理黄金运输。至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年)，“(樗里疾)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在荥经曾家沟、同心村出土的一大批春秋战国至秦的墓葬，文化面貌总体上看，属于蜀文化的范畴，但楚、巴及秦的文化因素在这里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如同心村战国晚期至秦的墓葬不见成都平原蜀墓中常见的宽三角形铜戈而多深胡戈，束腰的钺也极少发现，却发现大量的印章(《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与重庆冬笋坝墓葬出土情况相似。
在秦灭巴蜀至秦统一之前。秦的文化虽未取代蜀文化，但蜀文化一步步在被削弱。就成都平原而言，战国末至秦的墓葬中，出土的蜀式铜兵器和工具不及以前丰富。个别墓葬中出现茧形壶、蒜头壶、半两钱等秦文化因素，显示蜀文化因素已有所减弱。但蜀文化器物仍占主导地位。由于西汉前期的大量移民，汉文化逐渐取代了蜀文化，墓葬中原来随葬的蜀式铜兵器和工具基本绝迹，瓮、圜底罐、豆、釜、釜甑等本地风格的陶器仍在使用，盆、钵、罐等汉式陶器逐渐流行。西汉早期以后，蜀文化基本绝迹了。
在商代，商的势力已达交趾。《淮南子·泰族训》描述商人的疆域“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在越南红河流域的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年代相当于商代的牙璋和石戈，说明商的势力影响的确已达交趾。在冯原文化中还出土凸缘玉、石环和在东山文化中出土的凸缘铜环，与三星堆、金沙蜀文化遗存中的十分相似。同时冯原文化仁村遗址出土的商文化风格玉璋和1929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文化风格的玉璋也极其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商文化因素到达交趾是蜀文化在中间起了中介作用。
秦灭巴蜀后，蜀人的一支南迁至姚(云南姚安)、嵩(四川西昌)，另一支继续南迁至交趾。
六、结语
目前，在成都平原还未发现龙山时代之前的原始文化。龙山时代晚期在成都平原才出现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但在盆地周边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李家村文化、大溪文化等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原始文化相继进入盆地周边地区。同时，在兰峡地区已有早于龙山时代的土著文化存在。成都平原的龙山时代晚期的文化的产生可能和周边的原始文化有一定关系。
二里头时期，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通过三峡地区进入四川。商代早、中期，三峡不仅是中原商文化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也许汉中盆地也是商文化进入四川的另一重要通道。夏、商文化进入四川催生了古蜀文明，使古蜀文明在商代中、晚期发展到整个古蜀文明最辉煌的阶段。这两条中原入川的通道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秦、楚的逐渐兴起而阻断了蜀与中原的联系，使蜀文明的发展一度走向低谷，直到战国早、中期古蜀文明再度辉煌。秦灭巴蜀后，古蜀文明趋于衰落，秦的移民并未对蜀地的经济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为西汉蜀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文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