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关键词：帛书；易传；孔子；阴阳；乾坤；龙德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1-0040-08
一、引言
帛书《易传》六篇，在1973年12月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这六篇帛书分别为《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和《昭力》，其中《二三子》篇与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同幅，后五篇帛书同幅。这批帛书大约抄写于高祖之后至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前194-前169），当然部分篇目的撰作年代可能会早至战国末季。帛书《周易》经传的释文现在有多种，可参看张政娘《论易丛稿》、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和拙著《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首先，与帛书《六十四卦》一样，帛书《易传》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给学界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其中以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及孔子生前是否作《易传》这两个问题最受关注。这六篇帛书或为释经体，或为问答体，或为此二体之混合，它们大体上以孔子为陈述的中心。文中的孔子引《易》、释《易》，或作“孔子曰”、“子曰”、“夫子曰”，或作“先生曰”。在《缪和》、《昭力》二篇中，答问的一方被称为“子”或“先生”。陈鼓应先生曾认为这二称不是指“孔子”，而是指汉初某位讲《易》的经师。在笔者看来，这个意见未必正确，其中的“子”或“先生”仍应指“孔子”。在帛书作者的心目中，孔子无疑是传《易》和解《易》的大师，尽管现在可以设想，一方面这六篇帛书中的“孔子”是出于作者为了增强其陈述的权威性而假托为之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出它们在思想上与孔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要》篇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与《论语·述而》“（子曰）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及《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一致。《孔子世家》还将孔子“晚而喜《易》”的时间置于鲁哀公11年（前484年）。孔子返鲁之后，其时子贡在鲁，与帛书《要》篇所设置的孔子和子贡相问答的情景相合。由此，韩仲民、李学勤等重新肯定了孔子与《周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此外，笔者亦曾补充一证。在帛书《缪和》篇第51—55行，有四章文本在叙述方式上与上下文不同，它们均先以“子曰”述经，随后又以“子曰”释经（涉及《恒》初六、九三、六五和《坤》六二诸爻），这一现象很具体地说明了孔子与《周易》经传确实大有干系。简言之，孔子生前不但研述《周易》，而且也是今传本《易传》的重要来源。欧阳修曾断定《系辞》以下各篇“皆非圣人之言”，且篇中“子曰”均为“讲师之言”，及后世竞相否定孔子与《周易》之关系的看法，都有疑古太过之失，而未能看到《史记》、《汉书》之相关记述的合理成分。
其次，这六篇帛书的制作时间也需要略加说明。上面，笔者虽然肯定孔子与《周易》经传具有很大的关系.今本《易传》即源自孔子，并由商瞿至田何一系加以推衍和维系，但是《易十翼》是否为孔子亲著，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自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以来，学者们的意见渐趋一致，认为《易十翼》的绝大部分篇章写作于战国中期或晚期；而《系辞传》和《文言传》所载“子曰”的部分则比较可能源自孔子本人。关于帛书《易传》的制作时代，可以从今、帛本《易传》的文本对勘和引证关系，及从其语言的时代特征来看。从前者来看，种种迹象表明，是帛书《系辞》和《衷》、《要》几乎抄录了今本《系辞》的全部，而不是相反——今本《系辞》乃是对帛书《系辞》之全部和《衷》、《要》二篇之相关文本的汇编。另外，《衷》篇还抄录了《说卦》前三章。而帛书《衷》篇第44—45行连续抄录了三段与今本《系辞下》相同的文字，且皆称之为“《易》曰”，对此，廖名春曾指出，今本《系辞》在当时已具备了“相当于‘经”’的地位。在笔者看来，廖说是恰当的。此外，《衷》篇云“《酆（丰）》之‘虚盈”’，“虚盈”只见于《丰·彖传》。《谦·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一段文字，亦见于帛书《二三子》和《缪和》二篇，且皆称为“孔子曰”或“子曰”。从后者——语言的时代性——来看，帛书《二三子》出现了“精白”、“法物”和“黄帝四辅”等词句，明显地受到了黄老思潮的严重影响；而《缪和》出现了“黔首”的称谓，这反映了该篇帛书著作于秦代之后的可能。简言之，帛书《易传》当抄写于今本《系辞》、《彖》和《说卦》三传之后，而大抵介于战国末季至汉初文帝之间（不迟于公元前169年）。不过，由于帛书《系辞》及《衷》、《要》二篇大量抄录了今本《系辞》及《说卦》的文本，因此对于帛书《易传》部分篇章的写作时间应当区别对待，《系辞》在整体上应当属于战国中期的文本，而《说卦》前三章可能为战国中期或晚期偏早的文本。
最后，我们来看帛书《易传》的研究现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帛书《易传》释文陆续发表出来。但直到最近数年.这些释文才趋于成熟。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帛书《易传》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显得非常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但在思想研究上有待深化.而且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也显得颇为不足。虽然研究帛书《周易》经传的文章和著作很多，但是它们绝大多数属于释文、文字、释读和考据等方面的，而属于思想研究的论文很少。第二，帛书《易传》的释文长期处于不断提高和改善的过程中，这无疑影响了以前人们对其思想的理解和阐述。因此站在一份成熟的释文上来重新论述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在笔者看来，帛书《易传》的哲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解《易》原则、阴阳哲学和乾坤说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