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商业文明的研究过程当中，对金融还是有很多的困惑。我采访过很多金融家，和他们讨论过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是金融？什么是好的金融？实际上从这方面来讲，我并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确定性的答案。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自由和约束”？在过去20多年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在研究创新，研究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模式，所以我在很多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他们会希望我讲一些中国企业家哪些模式的创新上是世界性的，我和很多商业领袖有过这方面的讨论和交流，确实我可以讲很多。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群体的努力、思维和创新，中国的商业是不可能在过去40年十位数的增长。我们是有很高的成长。但是也有人经常问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把企业的脉络定义为商业文明的代表。我说定义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很不幸，从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陷入了所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观念。我和企业家和接触的时候又会往往退半步看这些方法、行为，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效应。
所以后来慢慢就走到一种所谓的“中间状态”，我要往这边走会强调自由和创新，而且自由对我们这样的人是特别重要的，永远无法去泯灭对这种自由和创新的追求。而另一方面，我又深深的感觉到，任何一种单向的无限度的扩张，又很可能会带来很多对我们社会意义上来讲的一些负效应甚至是灾难。
所以在我对商业文明的研究当中，在理想状态当中，似乎又是有天有地，上面仍然是一种天道在那里，你再多的创新不能逾越；下面一切你的赚钱、回报股东这样的商业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底线。
中国过去这些年，整体的资本市场对于中小投资者的回报水平，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过去我在我的公众号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我们整个的资本市场，对于融资者是天堂，对于投资者是近似于地狱。类似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几乎我们所有做金融的人，大家都习惯了这样一个利用PE的不同，把资产置换，最后把所有的最大化利益拿到自己的手里。至于说谁去接盘，至于这样的行为对资源配置和长期经济发展是否有利和他无关。
什么是商业文明，我觉得还可以思考和研究。我觉得非常简单的方式是通过商业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和福祉的实现方式。比如说手机对我们听力的延长，很多的交通工具发展，比如说我们的高铁对我们行走能力的提升。我觉得高铁是一个商业文明，的确大大的让我們之间的连接更加快速。方方面面的商业上的成果，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价值、福祉实现方式。我认为这是他存在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他有没有创新性，有没有继承性，有没有延展性，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研究商业文明最后的落实是在人、人权、人的价值上相关的。这是我喜欢的一些商业价值观。
我认为制度是重于文化的。中国的文化一直是一样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差很多。制度同样的时候，文化就更重要了，所以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南美和北美就不一样。制度、文化重于自然环境。虽然说中东从GDP来说都是高收入经济体，但是讲到商业文明没有人会想到中东是商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因为他除了卖了很多自然资源，然后又有极高的社会收入和社会福利，但他在创新方面是非常少的。
中国现在缺少的企业家精神，而且我们中国要寻找中国的商魂，中国的近现代的一些民营的工商企业家，比如说荣家、卢作孚、陈嘉庚、张元济、范旭东，这些开创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是需要恢复和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