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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五四时期汉典籍英译者特定诉求探究

时间:2022-12-17 08:10:05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 在中国翻译史上,清末至五四时期是中国翻译活动最为引人注目和意义重大,其汉典籍英译成就非凡,在当今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蓬勃发展的时刻,探究该时期英译者的特定诉求,能够给我们目前对外翻译活动以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 清末至五四时期 汉典籍 英译者 诉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學者马祖毅曾指出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输入高潮中,独有清末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伴随有较强劲的对外英译活动,该阶段可谓是中国典籍英译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期,中国的儒家、道家典籍以及各类文学作品较为全面地翻译到英语世界。

1汉典籍英译之借鉴意义

文化交流从来都应该是双向的。在当今我们学习、借鉴国外优秀先进文化的同时,我们当前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有效对外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日益成为我们国家目前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中国典籍中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典籍英译无疑能够极大地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尽管改革开发以来汉典籍英译逐渐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接受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该时期汉典籍英译者特定诉求接受能够给目前汉典籍英译某些借鉴。

2该时期汉典籍英译者的诉求

2.1归附传教诉求

清末至五四时期汉典籍英译中,国外译者,尤其是传教士和汉学家功不可没。由于中西文化巨大的异质性,正确对待中国具有正统地位的儒家典籍困惑了西方传教士。只有深入了解其正统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并结交上层阶层,才能为传教事业铺平道路,最终使传教事业取得成功。另外,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相通之处为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天地。

此种背景下,以理雅各为首的汉学家和传教士开展了儒家经典的英译工作,希望帮助未来的传教士,为将来传教事业的顺利发展铺平道路。

1866年,理雅各解释了英译儒家经典的目的和动机:“为了让世界正真了解中国这一伟大的帝国......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将孔子所有的著作(儒家经典)翻译并加上注释出版,会为未来的传教士们开展传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就翻译策略而言,理雅各采用了高度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他上述的翻译目的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这有利于国内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备将来传教之需。另一方面,也与他对儒家典籍抱着尊敬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2.2抗争炫耀诉求

在清末国内批判儒家思想并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辜鸿铭却竭力维护儒家思想。辜鸿铭儒家典籍英译的直接动机源于理雅各儒家典籍英译活动。在其《论语》英译本中指出:“从理雅各博士出版他的《中国经典》第一卷,迄今已40年了。现在任何人,哪怕不懂中文,只要耐心翻阅理雅各博士的译文,都不禁会感到它是何等不尽如人意。”由于辜鸿铭的英语造诣很高,再加上他对儒家经典的谙熟,对于理雅各儒家经典的语言表述和依附于基督教义下的阐释必定产生极大不满。

在弱势国际话语权下,辜鸿铭凭借着对丰富的西方学识、学术修养以及身份认同信念,采取了以西释儒的翻译策略,以西方知名学者的思想和话语阐释着儒家经典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种特异的翻译极大吸引了西方读者,为儒家思想的正确理解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2.3文化交流诉求

学者林语堂及作家赛珍珠致力于搭建中西文化平等交流平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民族了解。林语堂精通东西,致力于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因为他深知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和丑化。为了还原真正的中国人形象,他努力进行中国文化的翻译以及编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普通大众,让西方大众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中大至儒家哲学、小到品茶消遣的方方面面,竭力消除偏见,使他们对中国人的理解和认识更客观。对此,林语堂曾明确表示自己“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了向西方人普及中国文化知识,林语堂完全摆脱了传统的翻译方法,大胆地进行编译、直译,甚至直接用英文进行写作。

同时代的赛珍珠自幼就在中国生活,熟悉中国人的特性,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了解。回国之后,她了解到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需求,渴望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适应此需求,赛珍珠开始了其介绍中国文化以满足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期待。为了彰显中国文化及其特色,更是处于对于中国文化经典《水浒传》的热爱,赛珍珠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2.4文学改造和创新诉求

在中国轰轰烈烈进行西方思想文化引进过程中,西方文学界正经历着其荒原期。李冰梅教授就指出:“20世纪初是中西方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交锋最激烈的年代,处在这一历史转型期的中西文学都饱含着对自身传统诗学的反思与向‘他者’借鉴的渴望。”“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西方学者为摆脱传统的束缚,为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必然转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以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出路。”

中国传统典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给西方急于寻求文学出路的作家带来了一阵清凉。为了摆脱西方传统的束缚,以庞德以及洛威尔为首的文学革新人物转向了中国诗歌,借助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营养,创造性地进行中国诗歌的翻译,开始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意象主义运动,开英美现代诗先河,极大改观西方沉闷的文学局面。

2.5国人的英语学习诉求

邓罗英译的《三国演义》1925年由上海别发印书馆(又称别发洋行)出版发行。他本想“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状况、人情世故等。”然而,“有一部分传入西方国家,但更多的读者是具备一定英语阅读能力的中国读者。”其原因在于该时期国内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使得学习英文成为一种时代迫切的需求和时尚。1925年末其精装本版权页上印上了“专备为中国人民之用”字样;1929年平装本出版前言注明“中国最著名历史小说的精装译本……很快售罄。我们意识到精装本的售价远高于普通中国读者的购买力,鉴于这些读者对西方学问日渐高涨的兴趣,我们认为推出一个较为便宜的版本或许会受到中国朋友们的欢迎,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用母语读过《三国演义》,或许有兴趣用英语重读这部作品。”

上述该时期代表译者翻译诉求的梳理显示出译者突出的特点:不管是国外译者,还以国内译者,他们跨文化身份非常显赫,要么是汉学家,要么有很深厚的目的语国家经历或背景,英语和汉语知识(包括文化知识)“资本”深厚,使得他们能够灵活而出色地进行翻译和译创活动。

3结论

尽管译者的翻译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及文化大背景之下,但其翻译诉求并不完全受制于历史大环境,译者丰厚的跨文化身份与语言文化等“资本”成就了这些译作影响深远的接受效果,这一点给我们当前的汉典籍英译活动以很大的启示和借鉴。培养翻译人才,尤其是具有跨文化身份的合格翻译人才,具有跨文化经历的译者往往更能了解文化间的差别,更熟知目的语文化社会和读者的需求,比较容易建立起跨文化的桥梁。

当下认真关注国内译者语言文化“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十分重要,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不佳的局面,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和作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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