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3年10月份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购统销政策，其在当时我国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提高财政收入，稳定物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同时，统购政策对农民的负面影响也很少被学界关注，本文通过1954年山西晋南地区一起自杀事件为视角，剖析统购政策的具体内容，来分析晋南地区统购政策施行中遇到的问题，并印证统购政策对农民的影响。
[关键词]统购统销；农民；自杀
一、自杀事件缘起
1953年10月中央决定开展统购统销政策，晋南地区作为华北局山西省的粮棉高产区也很快进入了大规模的统购统销网络中，但仅仅一年后一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成为了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
（一）自杀事件过程
张荣兴，年二十九岁，家有父母、妻子、两个小孩，共6人，牛两头，二十四亩土地，系中农身份，今年普选时担任了村主任，此次三统工作中，他先后参加了县乡活动分子会议，在两次会上自报其每亩产棉花产三十多斤，该家按计算是缺两户，但田实产超过应产，经财粮委员计算还有余粮（这一计算是否可靠，还需要认真检查——地委注），因此在积极分子会上还自报余粮一百三十斤，回村后评议小组（他也参加）给他评议每亩棉花产量四十五斤。
据住村干部郝新息等三人，在其坡上二亩地两次数苗数挑测算（离开政治思想工作单纯的用数苗数挑测算的办法去摸产量的底，最易犯强迫命令，不得普遍采用——地委注），则每亩可定产到六十斤（准确与否，也值得检查——地委注）。但由于干部、群众思想落后（主要的还不是群众思想落后，而是由于我们忽视思想工作，没有向群众讲清政策——地委注），于十一月八日澄清产量时，普遍压低产量，全村棉花均产值在十二斤以下，于实产距离很大。对此县检查组柳吉祥同志（团县委副书记），不是采取政治动员，讲解政策，发动群众自觉地自报，澄清产量的办法，而是错误的采取了在全县党、团员、村干部会议上，对思想抵触最大的西连亭主任进行了批判训斥，说：“你把产量压低，还想领导群众暴乱哩”。同时夜店名批判了张荣兴，说其自报产量不够老实，没有很好的与家里落后思想斗争。再次批判训斥下，当场各村产量均有提高，张荣兴亦自报其每亩棉花产量六十斤。
张荣兴回家后即称棉花核实产量，被其父碰见了责骂一顿，睡了一下午。十号白天他继续参加村里评产，晚上在群众大会开始以前即精神失常，胡言乱语对其父说：“你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不退，前天我称棉花，你不称，就把我气炸啦。咱的花要称，咱家还有陈粮用斗过一下，给咱留够可要卖哩，不卖不行，要走社会主义哩。咱是一村之主，咱先不老实，报一回一个样，上级不相信咱，这怎样领导人呢？”亦说：“统购工作重要，完不成任务要枪毙”等。十一日祝村干部原彦堂等同志到他家进行了安慰，当时问他棉花是否评的高了，他说：“不高”。于十三日晚，荣兴乘其父参加群众大会和其妻当时外出探望其父是否开会回来之际，关住大门，用剃头刀子割破肚皮约五寸长，因伤及肠子致死。
（二）政府对这次自杀事件的应对
在这次自杀事件发生后，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晋南地委在分析之后，认为自杀的原因有四个：
1.摸产、定产工作在离开政治政策的宣传。硬挤、硬查、过多批评指责的倾向，致使不少地方定产工作至今还没有结束，有陷于僵持局面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逐户查封的更具错误的做法，致造成了群众中的某些动荡不安。
2.在粮食统购工作上对“按省府统购粮食暂行办法办事”的做法贯彻不足，不少地方仍企图采取盲报认购的老办法去完成任务。致使大多地区至今任务还未肯定在沪。
3.在粮食、物资的供应上，严重的存在有忽视领导与限制过多过死（如煤油的供应等）的倾向，以致人为的造成了市场上的某些可能避免但未避免的紧张局面。
4.对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与道门分子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在统购统销工作中的造谣破坏的活动与行为打击不狠不够，特别是处理不够及时，致使最近不少地方路劫、纵火、造谣、张贴反动标语的情况不断发生，特别在一些受灾地区与疫病流行的地区（如稷山、河津、闻喜、洪赵等），会道门甚至竟敢明目张胆的进行公开与半公开的活动（如召开会议进行“救济”发展组织等）。更其严重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此认识不足而采取了放任不理的态度。致使反革命活动的嚣张，群众情绪动荡，影响了统购统销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当时晋南地委做出了应对措施：
1.必须明确摸底定产工作，只能限于在党、团、村干、积极分子中进行，不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在党、团、村干、积极分子中大致定产后通过他们结合计算分配（粮食方面）自报评议（棉花方面）向各户宣布统购任务时必须对群众进行摸底定产，也必须强调运动政治动员，说明利害关系，提高觉悟基础上进行，特别是要向他们讲清摸底定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统购统销任务能够公平分配。绝不是要把粮、棉购完购尽，强调要按政策办事，国家只购余粮，且只购余粮的百分之七十，以解除其怕把产报完，余粮购尽的思想顾虑。硬查、硬挤、逐户摸底、批评责备过多的做法，必须迅速坚决纠正矫正。
2.粮食统购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按省府统购粮食暂行办法”的做法，不得动摇，自报认购的做法必须迅速纠正，停止采用，否则须以无组织无纪律论处，对于才去自报认购已完成任务的地区，也必须再采取按办法重算一遍。把算的结果与自报认购的情况对照，余粮户自报认购的粮食只要没有突破口粮，一般不退，算的多报的过少者，还必须让其补出（因这些户一般是富裕中农以上的户），够吃户与缺粮户自报认购了粮食者，原则应该停购，但真正处于紧急需要的足卖了一些粮食者，也可购回，将来供应中给其不足。这对贯彻统购统销政策是有极大好处的，贯彻粮食统购办法的主要思想阻碍是经验主义与怕麻烦思想，必须坚决予以批判，主要关键是领导、干部迅速亲自动手，学习办法，懂得办法、熟悉办法、并在贯彻办法中随时提出因地制宜的改进意见，报经专署批准修改进行。
3.粮食供应与物资供应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在粮食供应工作上除坚决贯彻征、购、供三位一体的方针外，对城镇，交通要道上的熟食行的供应，必须保证供应（过低的应当提高）。但另一方面对个别的倒鬼屯积者亦必须严办，检查管理，以平月熟食供应日见紧张的情况和纠正浪费国家粮食的弊病，在物资供应工作上强调及时供应，对非统购统销物资，即使物资有限，也不得限制太死，惜售不出，煤油只采取限量出售（最少也应不低于二至三斤），不得采取限点计划供应（最近有的地方采取了每户每月供应四两半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迅速纠正），最近有的地方在市场上随便制定若干限制供应的规定，须迅速检查，凡与上级规定有违背的必须迅速纠正，最近在国家与省署，政府，财委所规定的范围以外的任何规定，不经政府批准一律不准随便施行，对此所有的经、贸易合作部门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
4.必须认识统购统销工作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要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当前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忽视政治斗争的倾向必须迅速予以扭转，所有公安，政法，检查部门必须以监督与打击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的反革命份子与一切不法份子为自己的最中心任务，已破的案必须迅速大张旗鼓的处理，已发生而尚未破的案必须破案，对谣言必须追查，估计会发生问题的地区与坏分子必须加强监督，务使反革命活动迹，社会治安迅速安定。一切破坏骚乱事件不再发生，以保证统购统销与互助合作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在分析这次事件与统购统销大背景的关系时，有必要充分剖析当时统购统销各个政策的施行和效果，这样才能对统购统销政策在晋南地委的施行有一定的了解。
二、话语分析：统购统销政策的价值取向
从政府的认定来看，张某在案件中自杀的原因归纳起来就是一方面是干部内部“不团结”，另一方面是没有按中央统购统销的政策贯彻执行，因此，在剖析这两个原因的内涵，关键在于了解统购统销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
（一）关于统购价格
粮食收购的价格关系到各种农产品收购的比价，同样也会影响粮食及各种农产品的生产，亦决定着农民的购买力，因而也决定着社会购买力和社会物资供应间的平衡，此外，粮食收购价格还直接关系到粮食购销价格和国家经营上的盈亏（1）。因此，中央对统购价格是非常重视的，同时也认为“不恰当的调高粮食收购价格，其结果必将在各个方面遭致不良的影响和后果。”（2）1954年7月份在总结上一年实行收购和统购时，认为去年“各地区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水分高，杂质多，粮质低，变相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不合理现象，“今年必须坚决克服”，“把去年粮食收购价格变相提高的部分降下来”。（3）从这些内容来看，中央在总结上一年收购的粮价有“偏高”的现象，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压低收购价格。因此，在安排1954年收购价格时，“政府掌控的八十四个市场，平均降低百分之二点六一”，“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皖北等地，一般均较目前统购牌价下降百分之四至八左右”（4），因此，在对中央的政策话语的分析中，山西是作为“重点压低粮价”的地区，我们有理由认为山西的主要产量区晋南的农民在应对统购粮食的政策中，有其更多的抵触心态。
（二）关于统购量与征购办法
1954年8月份华北局在总结报告中提到，“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经过七个月的统购工作，尤其是“五、六月间河北、山西动员了很大力量进行了农村统销工作”，“超额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全区共收购粮食三十二亿六千万斤，加上农业税征收二十三亿八千万斤，共计五十六亿四千万斤”（5）。其中，在1953年11月初到次年1月初的“征粮大战”中，山西省在1953年12月一个月完成109978万斤，完成了收购计划的99.9%，成绩巨大，得到华北局党委的特别表彰（6）。而在紧接着到1954年1月10日，“原计划购粮十一亿斤，实完成十二亿一千二百七十八万斤，超额一亿二千万斤。去年十二月中旬又超额完成公粮征收一千四百四十二万斤，实征公粮八亿二千一百四十二万斤。公粮和收购粮食合计完成二十亿四千一百四十二万斤。”（7），其超额完成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表彰和肯定。
晋南作为山西的主要粮产区和经济作物产区，采取的是不同山西其他地方的征购办法，即采用动员认购，民主评议，或事先经过余粮调查、按户派购等办法，并没有采用其他地方的根据当年粮食实产量比照公粮负担办法，按照少负担亩的多寡来确定派购方案，因此，在确定余粮数量的“民主评议”会议上，农民（包括基层干部）在党组织的动员下，总是不断增加上报的余粮的数量和派购数量，才有了案例中张某在三次“评议”中，一次比一次上报的余粮数量多，而晋南地区在用民主评议自由上报的同时，也派出工作人员按户派购，在实地调查余粮真实数量的同时，又采取压低口粮数量，故意多估余粮的方式，以致在确定1953年总产量的时候，山西省委上报的数目是七十九亿斤（8），但实际上，1953——1954年间是新中国粮食产量第一次增产放缓，这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比1952年增长1.79%和1.59%，粮食增长率大幅度降低（9），因此，很可能出现了对农民余粮的征购量超过实际余粮数量，也就不难理解案例中张某与张某的父亲在多次增加上报余粮数目后仍抱有很大不满了。
（三）统购宣传策略
晋南在进行统购时，普遍采取的是全党动员的方式，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10）。首先是思想动员，在施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前，不少干部认为统购是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统销是限制人民的自由，因而感到理短，有抵触情绪，特别在基层组织中，这种现象就更多。政府在分析后认为这是干部与“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直接纠缠在一起”，“经过自上而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层层检查资本主义思想，终于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员干部，完全拥护党的政策并愿坚决贯彻执行”（11）。
其次是组织力量，在思想统一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组织了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干部及广大的基层力量，成立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我们在一个半月的准备阶段中”，动员“两万五千多下乡干部再加上一百多万党内外的积极分子”（12），理直气壮地深入厂矿，街道，农村进行宣传动员工作，认为“这是领导群众贯彻执行粮食政策的决定力量”（13）。
再次是无论在党内或党外群众中，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都必须联系实际。“运用回忆对比等方法算清三笔账，即四年来生产，生活，物资的帐。”（14）
在运用上诉策略中，农民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淹没在宣传的汪洋大海中，在政府的宣传话语中，希望建立一种特定的价值导向，即统购工作中，农民可以也必须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
从上述的分析看来，张氏的自杀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是处在当时统购统销的大背景中发生的，有其背后的政策因素，即在不断压低收购价格，抬高收购量的现实压力下，其背离价值规律、“高征购”以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也都开始浮现，与农民利益发生矛盾，遭到一定的批评和抵制（15）。另一方面，农民们在政府组织的宣传压力下，处于一种独特的政治环境中。然而发生的这一起自杀事件。当然不能排除心理因素，家庭因素等特定的原因，但也不妨碍我们认为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是造成其自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张学兵：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解体过程的历史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07，（3）.
[2]张学兵：1953-1958年统购统销八个问题考议[J]，，长白学刊，2006，（4）.
[3]田锡全：1953年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
[4]罗平汉：一九五五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J]，中共党史研究，2007，（5）.
注释：
（1）档号：3-1.2.1，第65卷，“中共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关于‘一九五四年新秋粮统购价格安排的请示’”，临汾档案馆。
（2）同上
（3）同上。
（4）档号：3-1.2.1，第64卷，“一九五四年新秋粮价格安排的请示”，临汾档案馆。
（5）档号：3-1.3.1，第8卷，“华北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6）档号：3-0.2.8，第98卷，“山西省委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第五次报告”，临汾档案馆。
（7）档号：3-1.2.1，第57卷，“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统购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8）档号：3-1.2.1，第57卷，“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统购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9）中国粮食产量分析及展望
（10）档号：3-1.3.1，第8卷，“华北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11）同上。
（12）档号：3-1.2.1，第57卷，“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统购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13）档号：3-1.3.1，第8卷，“华北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14）档号：3-1.2.1，第57卷，“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统购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临汾档案馆。
（15）张学兵：《1953-1958年统购统销八个问题考议》，《长白学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