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敦煌索氏为敦煌地区大族，家族影响遍及政界以及僧侣教团。两晋时期的仇池地方政权虽地处陇南一隅，在魏晋史中不入正史的小国，但凭借自身诸如民族成分混杂和与地方势力结合等特点却能在南北两大政权夹缝中艰难维系，其间与敦煌大族索氏家族中人员的隐约联系既是一例。本文以敦煌文献P2625提供的家族史为史料依据进行摸索，再现仇池政权存在的复杂社会关系。
关键词：敦煌索氏； 仇池政权； 刘宋政权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59-04
收稿日期：2013-08-20
作者简介： 樊 翔（1972-），女，陕西西安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o Family
of Donghuang and Chouchi Regime
FAN Xiang
Abstract： Suo family was a big clan in Donghuang， it had great impact on local political circles and religious groups. In Jin Dynasties ，Chouchi local authority was in northern part of Gansu province， and was such a small country that could not be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but it survived in the crack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wo regimes with its peculiarities of combination of mixing ethnic compositions and local force， the indistinct unite with the family of Suo in Donghuang w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paper unveiled th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of Chouchi regime according to Donghuang document of P2625.
Key words： Suo Family of Donguang； Chouchi Regime； Liusong Regime
“河西大族是汉唐河西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些著名的大姓家族自汉至宋一直发挥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用，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汉晋时期的河西大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大族，最为典型与突出。”[1]
敦煌索氏人物，自汉末以来，频现于正史资料及通鉴等各类史书，其中杰出人物有以军功立世，有以学术造诣闻名，有的则位及人臣显赫，有的因其惠泽一方百姓而入史。正是由于索氏家族成员在两汉及魏晋的人物传记中的突出表现，从而为治西北史及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空间。索氏家族的发展时期也是仇池政权（296～580年）往来于南北诸政权时期。二者既同处西北地区，又各具自身特征，一个是地方独立政权，生存在南北政权夹缝之间，却绵延存在百年之久，与十六国诸政权相始终；一个是河西显赫家族，对于当地文化及社会结构产生过深远影响。并且二者都共同与十六国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关系。因此，本文在理清仇池政权历史的基础上，对敦煌索氏与仇池政权的关系作一探析。
一 、敦煌索氏在西北的作为及影响
自汉武帝亲征北匈奴，打击匈奴势力后使之西迁，河西地区正式开始实行郡县管理制度。为了加强对河西的开发，推行拓境实边政策，于是将中原地区的汉人以及各少数民族的百姓民众大规模地向河西地区移民，并设置河西四郡加以管辖。索氏家族的成员大约也在此时期零星地进入河西地区。当然，索氏最初进入河西的起因是悲伤凄凉的。
据敦煌文献P. 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条记载：“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前111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钜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16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钜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长幼，咸累代官族。”[2]
由此得知敦煌索氏的家族身世以及来历，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索抚，原为西汉太中大夫，约是内地中原人，因直谏获罪，被谪西迁。另据S. 53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稿》，同样也记载了敦煌索氏的由来、历史。文书录其祖上索抚因直谏忤旨，被徙敦煌，从此“居于流沙，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 ①即便身为获罪的犯官，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却不能忽视。虽然此件文献不能看到索氏家族日后的发展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也正是由于这些谪官、刑徒、贫民②到来，才使得此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至魏晋时期，中原地区政权交迭、时政大乱，但河西文化、经济却呈现出繁荣景象，河西俨然为中原文化的聚集地。正是由于河西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从而对于西北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河西大族的研究，也以探讨敦煌大族者居多”[3]，在索氏家族人物的研究上，也产生出许多成果③。
最初到达河西地区的索氏，只是因为个人的政治命运乖舛，被贬边塞，遂迫不得已才携其家眷或只身立命，远赴边外。因此除索抚、索骏二人外，河西地区不可能形成他们的势力集团，故文献未记录其他人物，也没有再记录此二人的功过事迹。但文书的最尾却透露出其家族特点是：“咸累代官族”。这句话揭示出的信息，说明索氏家族日后将有壮大的先决条件。自古入仕为官，个人的文化基础是很重要的，但另外自身必须具有进入仕途的政治敏锐性。索氏先祖积累的为官经营之道，为其子孙日后在敦煌地区发展成大族，在政界、僧界均能形成大族势力集团，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此后的索氏人物渐露头角，逐步踏上历史舞台。
西汉末年因获罪西走敦煌的索氏，每个人虽然都是势孤立单、只求立身活命，尚无资本扬名显赫，但随后汉魏之际的乱世兴代，却为索氏家族逐步在河西突起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汉武帝征匈奴后，加强对西域管辖。留居于敦煌的索氏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逐渐立稳脚跟，开始寻求入仕途径。时值乱世的索氏，只身地居边远，对于前途未来尚是福祸难测，若想既保自身又欲发展，奋身行阵，立功受封就是当时比较好的选择。
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条：
后汉有索頵，明帝永平中（58～75年）为西域代（戊）已校尉，居高昌城。頵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弟（第），拜尚书令，禾页（稍）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班），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112年）拜行西域长史。弟华，除为郎。华之后展，字文长，师事太尉杨赐。展孙翰，字子曾，师事司徒王即（郎）。咸致士（仕）官。宗人德，字益济。祖毅，太尉掾。父亘，杜陵令。德举孝廉，拜驸马都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拜东平太守。子韶，西部长史。族子隆，字祖其。父宣，清灵洁净，好黄老，沉深笃学，事继母以孝闻。族父靖，父湛，北地太字（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闻，不应辟召，乡人号腐儒。隆子母，蜀郡太守。族父靖，字幼 安，乡人张虎甘、索 、氾衷、索绾等五人俱游太学，号称“敦煌五龙”。四人早亡，唯靖得骋□□后缺。
此条记：东汉有索頵，于明帝永平中（58～75年）为西域戊己校尉，居高昌国。自古至今不乏其例，生逢乱世的大族子弟，当处逆境，多是韬光养晦、且保全身；但凡际遇来临，则多是婴心世务，乘时而起。敦煌西接西域，两地直接有路通达。《汉书》卷96上《西域传》记有两条。至《后汉书·西域传》所记道路仍大体相同[4]。自西汉对此进行有效管理后，索氏就现身于中原通西域北道的军事要镇上，身为戊己校尉的将领索 ，时时关注中原政治形势，留心时用，志在立功。于是有《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八年（96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废后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5]。“索抚玄孙翊（班），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112年）拜行西域长史。“池田氏认为这‘当是索班于元初六年行敦煌长史招抚已吾一事的误记’，索翊当即索班。按《后汉书》卷47《班勇传》、卷88《西域传》皆记载到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鄯善王皆来降班”[6]。
自西汉末迁至敦煌的索氏，到东汉初已开始注重改变门庭，不再是过去的谪官逃犯之流，重新出世的家谱记录乃是通晓兵法军功立世的索氏后人。
“索頵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弟（第），拜尚书令，禾页（稍）迁幽州刺史”。此后诸索氏的家族成员随中原名士一样，清灵洁净，好黄老，潜心儒典，明经入仕，其表现就是东汉世族大家共有的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徴辟轨道入仕为官。由此记载可看出敦煌索氏已完成了由军功立世到儒学大家显名的转变，开始具备上升趋势。
诚如冯培红先生所言：“西晋时期最著名的敦煌大族是出自‘累世官族’的索氏。”《晋书·索靖传》：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虎甘 、索紾、索永俱造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傅玄、张华与靖一面，皆厚与之相结。
当时驰名海内的“敦煌五龙”，就有索氏三人。他们承袭家族的儒学传统，又能入京求学造诣。后索靖仍发扬其学而仕的儒学思想，对策高第，入仕为别驾。索靖“与傅玄、张华一面，皆厚与之相结。”傅玄是魏晋时期西北地区首推的文学家，文学造诣及声望堪称甲族高门。傅玄恒有东汉以来的儒家风范。其强调“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思想，对于当时的民族问题在其奏疏提出的安边御胡建议，均反映出他的儒家礼乐观念。所著《傅子》，现存于《全晋文》中，仅为严可均辑录的四卷。此外，傅玄的诗文，可诵可叹者颇多。傅玄父子两代皆为儒学名士，其子傅咸文风一如其父，史称“好属文论，虽绚丽不足，而言成规鉴。” [7]
自魏晋以来，庶寒有别、门阀等级体制渐趋成熟。这些高门士族慎择交游，严格固守等级差别。此时索靖的士族等级观念已形成，结交士族名人，以此来凸现自己的家世背景。但索靖也不是完全地攀附高门，索靖自身的文化面貌和气质也是与高门士族能够结交的基础，“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 兼通内纬，显示索氏已经具备了上层士族的既有玄学表现又有世家儒学基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特点。当然，索氏并非只是谈玄交游的平平之流，其著书立说也有稽可查。著有《索子》、《晋诗》各20卷，另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书中辨理阴阳气运。另有，索靖是西晋著名书法家，时人称其“才艺绝人”、“以善草书知名”。[8]
索虓亦为当时的著名学者，“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索氏人物还有索戟，时为晋司徒，其子索绥，为前凉儒林祭酒、索辅为张轨太府参军、索泮是张天锡时期的西郡、武威太守、其弟索菱为执法郎中、索询于张骏时期为理曹郎中、索商在张天锡时期为校书祭酒。[9]
待索靖后，《晋书》卷60《索靖传附子索綝传》记：索靖有五子，“少子索綝最知名。”“少有逸群之量，举秀才，除郎中。曾报兄仇，手杀三十七人”，遂有索靖称赞其子曰：綝廊庙之才。及怀帝蒙尘，索綝“与贾疋、梁综、麴允等纠合义众，频破贼党，修复旧馆，迁定宗庙。……与阎鼎立秦王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为愍帝。”[10]阎鼎，也是陇右人，声望亦盛，晋书卷60也为其立传。与此可知，索氏家族在西北地区事功及影响及号召力俱盛。
可惜西晋祚短，统治仅存52年就亡于刘汉政权。此后“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地处甘肃陇南一隅的氐族酋首杨氏也趁北方氐族齐万年起义的乱世遗迹起国自立，建立仇池国。而敦煌大族的索氏成员依然秉承家族预世家风，依然在十六国与东晋王朝的南北对持政局中发挥着学而仕的传统，其中一支通过和仇池杨氏民族政权的隐秘关系继续作为于江左政权。
二 、仇池、敦煌两大地方势力的结合及发展
仇池国或称（仇池地方政权），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甘肃陇南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政权首领为氐族杨氏。此政权存在了百年之久却因其始终夹缝于南北两大政权之中不被史家承认。但是，仇池政权的存在却曲折地反映出南北政权矛盾斗争，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关于西北政区动荡以及西北民族关系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课题。应当说，仇池政权的存在是南北政权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氐族杨氏的仇池政权自存在之日起，就表现出复杂的民族关系及与西北地方势力相结合等诸特点，而上述特点又与敦煌大族的索氏在家族发展壮大的某些环节上有相似之处。索氏能以武功起家、转而又通达玄、儒，终为地方望族，家族势力遍布西北。而仇池地方政权恰处于索氏家族势力范围之下，想要发展就必然先寻找地方豪强势力以助其威，敦煌索氏自然成为其依靠合作的伙伴。
仇池国的存在绵延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最初以仇池山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拓展，到最终收缩在武兴、阴平一线，始终与十六国及南北朝的诸少数民族政权及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并相始终。它能始终依违于南北两大政权之间不被吞并，它能加剧南北政权中雍、梁、益地区的矛盾而渔利左右，它能成为萧齐政权生涯的起步之地[11]而又消亡于隋朝一统天下之前，其中诸多的因素，实在都有进一步研究和挖掘仇池政权存在原因的必要性。治魏晋史特别是关于西北史，全面了解仇池地方政权存在的政治环境应是一个重要环节。仇池国的兴盛之时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纷乱割据时代，而中原王室忠臣的敦煌望族索氏也能在“戎狄交侵”的环境下保住家族、持续发展，并独辟蹊径选择仇池政权来成就大事、效忠晋室，仇池政权的确能以其自身特点使得敦煌索氏对这一政治敏感区域倍加注意。
首先仇池国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是索氏效忠的晋室王朝欲夺的目标之一，自然也就会被索氏认同。自296年（杨）“茂搜避齐万年之乱，自略阳帅部落四千家还保仇池”[12]建立政权后，仇池杨氏就将《晋略》作者周济在《晋略》列传三十六《仇池杨氏传》所说“仇池虽割据弹丸之地，抑亦梁益之门户也”的地理优势很好地利用起来。以扼晋室与中原交通之咽喉的形胜之处，使其存在有了战略地势的保障。杨氏仇池政权盘踞的陇南地区诚如王夫之在论述蜀汉之争的描述：“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天水、南安、安定地险而民强，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魏不能越剑阁以收蜀之北，复不能绕阶、文以捣西，则蜀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公（诸葛亮）之定算在此矣。公没蜀衰，魏果由阴平以袭汉……”[13] 。江左政权欲取天下，梁、益地区即为南北政权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索氏对于统治上层的战略布局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其次仇池国多元的民族关系也能和敦煌索氏在民族关系处理认识上基本一致。仇池国适逢十六国及南北朝政权对峙时期，复杂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往来关系与敦煌索氏成长壮大的发展环境多有相似之处。敦煌亦为国之边疆，索氏祖辈就有索頵立功起家于西域高昌国，“于明帝永平中（58～75年）为西域戊己校尉，居高昌国”④。父辈能在民族成分众多的西域立功起家，这为索氏在对待与其他民族相处思想上铺平道路。
仇池国前后与逐鹿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和关系。前期与匈奴刘氏的汉赵政权、羯族石勒的后赵政权以及氐苻前秦政权战事不断，于371被氐苻前秦政权所灭。前秦经淝水一战败于东晋后，北方各民族重新划分本民族的政权势力范围。仇池国也再立后仇池。前秦即亡，后秦羌族姚氏于关中再建后秦。后秦与后仇池国仍是战、和频有发生。再加上此时陇西鲜卑的西秦突起，三方争夺关中、陇右地区使得仇池与羌、与鲜卑的民族关系十分突出。后期，北魏一统中原北方，仇池立即遣使称藩。同时亦遣使朝晋。此时的仇池政权与鲜卑拓跋、与汉王朝，均保持三方势力平衡关系。当然南北关系居主要首位，二者政权呈势均力敌之态，仇池仅仅只是观望其侧，来回依违以渔其利，根本目的还是图自身政权的存在。只不过凭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仅仅充当了南北政权斗争中的棋子。仇池政权虽在北魏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称臣纳贡，仍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与北凉卢水胡沮渠氏通使往来。
最后，仇池国的军事立国思想也与敦煌索氏历代的发展轨迹相吻合。后仇池国即立，其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生存危机。为了应对南北夹击，后仇池国主杨盛借鉴并成功地实施护军制。护军制是一种以地域划分军事管辖范围为主要特点，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兵制的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大体都属于部落组织形式。落为邑落，为各近亲家族，是社会的基层组织。落上为部，是各近亲家族的联盟。……部的首领称大人、渠帅、酋长等；落的首领称小帅。部落首领，原来由推选产生，后演变为世袭。与此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在部落内部，实行部落兵制，全族皆兵。凡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平时生产，战时出征，亦兵亦牧（农），耕（牧）战合一，军械粮秣自备。各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最初均是依靠部落兵起家。” [14]。再看杨盛的护军制是，“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 [15]，其中设二十部就与上述这种兵制基本吻合。而敦煌索氏的父辈就是靠武功起家，获取政治资本从而改换门庭由行伍之人转为儒学大家。其中又不乏有翼护愍帝的忠臣武将索綝。
三 、敦煌索氏与仇池杨氏的往来活动
对于敦煌索氏的个案研究许多前辈专家学者都以隋唐时期的敦煌地区为研究中心进行挖掘整理，成果目前已是硕果累累。但笔者在通过对仇池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发现，敦煌索氏的活动范围及影响力大大超出敦煌地区。由此，敦煌索氏成员就可以沿着江左政权通西域的路线顺理成章地走出敦煌⑤作为晋室的肱骨重臣交涉与仇池政权之间，继续发挥索氏家族在西北的影响，其中杨盛与索邈的关系即为典型一例。
杨盛主国，仇池一度国势渐强，其本人的征战也是几败西秦与后秦。405年，杨盛又趁谯纵起兵巴蜀大乱，汉中空虚之际，“氐王杨盛遣其兄子平南将军抚据之”。[16]至此仇池国势最盛，“其兵威所及，东南过汉中黄金谷，西南抵梁州平武，北达天水上餅。”[17]但义熙九年（413年）“王师平蜀，谯纵伏诛，命索邈为梁州刺史。盛即召苻宣还，以州让邈。” [18]按理说，杨盛此时欲因急功以逞其志、开疆拓土，势在必得，为什么会出现将己有的汉中之地拱手让给索邈代表的东晋政权呢？其次，东晋朝廷为什么独独会遴选索邈出刺梁州？探求索邈的身世来由就成为了解此事件的关键。史书关于索邈的来历并无细载，索氏家族如何由敦煌曲折辗转到江南的刘宋政权处，史亦无明言。但今天通过仇池政权所处的梁、益地区我们就能在零散史料中钩稽探赜，以约窥其缘由。“是岁，以敦煌索邈为梁州刺史，苻宣乃还仇池。初，邈寓居汉川，与别驾姜显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显乃肉袒迎候，邈无愠色，待之弥厚。退而谓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仇姜显，惧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于是阖境闻之皆悦。”[19]
首先，索邈出自敦煌索氏，凭借家族在西北的影响和家族久居西北与少数民族首领素有各种交往关系的家世背景，可以更为有效地处理民族关系的优先条件，促使晋室将其作为考虑人选。第二，苻坚后裔苻宣、索邈、杨盛三者之间的牢固关系。苻宣为杨盛的股肱亲信，二者素有亲情。“晋太元19年，秦太子宣奔盛，”（仇池杨氏与苻秦曾有姻亲关系）晋太元“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杨盛遣使来请命，诏拜盛镇南将军、仇池公。盛表苻宣为平北将军。”[20]“义熙1～4年，晋以盛为都督陇右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盛以宣行梁州刺史。”[21]最后，再看索邈与苻宣也是有深层关系的。当索邈与姜显有隙，竟居汉川十五年，若无苻宣的特殊保护，恐居汉川时日不得久长。从这层关系分析，索邈与苻宣的关系直接反映其与杨盛的交往也是非同一般。并且，索邈出任梁州刺史又还在苻宣离开梁州之前，由此可断定，索邈、苻宣、杨盛三方同时均互有来往，三方曾就仇池的前途发展进行过数次会谈和最后决定。《宋书》卷52《袁豹传》高祖遣朱龄石伐蜀，使豹为檄文，文有曰：“……益州刺史朱龄石，舟师三万，电曜外水。分遣辅国将军索邈，总汉水之众，济自剑道。”可知，朱龄石伐蜀，同时从宁州、梁州方向同时发兵，而梁州方面就是索邈率汉水之军旅予以协助。从而又侧证出索邈在东晋统治者眼中既有自身强大的家族势力背景解决当地地区问题，又有处理西北西南民族问题的丰富经验。
其次，晋室又籍何因素将梁州重地交索邈之手？根源应从索邈与刘裕的关系入手加以分析。
刘裕对于晋室在平寇乱、复晋的过程中，屡有事功，后来又成了晋末最后一位江左权臣。而索邈跟随刘裕多次出征，遂成刘裕心腹。409年刘裕灭后燕的战场上，索邈又是出入其左右，奋身沙场。《宋书》卷一《武帝纪上》：慕容超遣五楼及广宁王贺赖卢先据临朐城。既闻大军至，留羸老守广固，乃悉出。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楼曰：“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驰进。龙骧将军孟龙符领骑居前，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槊，又以轻骑为游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公命兖州刺史刘籓、弟并州刺史道怜、谘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慎仲道、索邈等，齐力击之。
其后，刘裕再挥大纛准备剿灭徐道覆，于石头城一战中，刘裕“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班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22]鲜卑突骑是刘裕灭后燕之后，从他方学得的军事装备，也是刘裕最为得力的精锐部队，能交与索邈之手由他调遣使用，可知索邈是刘裕的心腹干将。再有，当卢循进寇江陵，“公（刘裕）知其必寇江陵，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 [23]，这也是刘裕剿灭不同士族派别的生死战争。期间仍有索邈与战。因此，索邈和刘裕的关系使得索邈有得天独厚的履历出任梁州。
杨盛时期仇池政权虽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但仍是反复被西秦、后秦侵扰成腹背受敌状态，亟需南北的任何一方对后秦形成强大的军事打击，使得后秦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从而解脱仇池的尴尬局面；而此时的晋室也是历经数次⑥仍努力争取长江上游的荆、雍、梁地带以期再度北伐，目光也是早就看好仇池险要的战略地位并谋求北伐的盟友主动权，进而对杨盛不断进行拉拢，由此表现出：仇池政权能和晋室的联手合作。而在这次南北合作的过程中，原本始终以攻城为要务的杨盛忽然放弃汉中的占有权，主动将此地拱手让与晋室，其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晋室灭后秦的帮助。而晋室的关键人物索邈能游刃有余地活动于两方之中，即成功出任了梁州刺史一职⑦，完成雍梁一体化、以雍制荆的战略布局，又稳妥地为刘宋嬗替前的北伐行动争取到了地方民族势力的支持，其特殊的作为在此可窥一斑。
总之，敦煌索氏历来是西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个案。其中有关累世官族的索氏文献记载多为学界关注，但与仇池发生政权交往关系似未引起太多注意，本文从仇池国主杨盛与晋室的关系入手，揭示出敦煌索氏的家族势力以及在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影响。
元嘉前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魏逐步开始强大，而刘宋也加紧经略荆、扬上游地区，因而处于南北之争的仇池政权的特殊战略地位开始凸现。南北双方都争取仇池，以期能达到自己的扩张目的。而刘裕对于仇池的政权统治似乎更加主动。刘裕要北伐，首先就要使梁州稳定，仇池稳定，而梁州刺史索邈的表现的确是完成了刘裕的稳定政策，将仇池拉入自己的战略军事计划之中，成为日后刘裕北伐的西北助手。义熙十三年（416年），刘裕北伐一举灭后秦，若没有仇池的配合[24]，恐怕就不能如此顺利直捣长安。而梁州乃至仇池政权能和刘宋政权达到军事行动的战略统一，索邈的历史作用值得关注。
注释：
①S.53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稿》：“和尚俗姓索，法号义辨，其先商王帝甲之后，封子丹于京索间，因而氏焉。远祖前汉太中大夫抚，直谏飞龙，既犯逆鳞之势，赵周下狱，抚恐被诛，以元鼎六年，自钜鹿南和，从徙居于流沙，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参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第79页。
②[东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自武威以西，……出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6册，第1644页。
③刘雯：《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84～91页。以及刘雯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索氏家族研究》1998年5月。
④见 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条。
⑤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前辈对二者之间的路线有清晰论述。当时的陆路往来主要有东西两条线路，西线一侧大体为经益州至甘肃岷山在经河南道，终止西域。
⑥晋室自移鼎江左以来，不断有权臣以北伐旗号兴兵，前后有郗鉴、庾亮、桓温、谢氏二人等，虽然上述诸人物的北伐均是为夺晋室皇权为目的，但却为刘裕“有问中原之志”的废晋立宋指明了军事战略方针。
⑦《资治通鉴》卷116，第3663页明标示出索邈于义熙9～13年（413～417年）任梁州刺史。
参考文献：
[1][3][6]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J].敦煌学辑刊，2005，（2）.
[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31.
[4][7]齐陈俊主编.西北通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239. 564.
[5]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10册），第2929～2930.
[8][10]晋书，卷60，索靖传[Z].1649.1650.
[9]张澍辑，李鼎文校点校.续敦煌实录，卷2[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11]李文才.南北朝时期梁益政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55.
[12]资治通鉴，卷82，晋纪·4[Z].
[1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Z].北京：中华书局，1975：314.
[14]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7.
[15]宋书 ，卷98，氐胡传[Z].
[16]资治通鉴，卷114，晋纪36[Z].
[17]孙功达.氐族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297.
[18]清周济.晋略，列传三十六，仇池传[Z].
[19]资治通鉴，卷116，晋纪38[Z].晋安帝义熙九年条.
[20]资治通鉴，卷108[Z].
[21]资治通鉴，卷114，晋纪三十[Z].
[22][23]宋书，卷一，武帝纪[Z].20.
[24]李祖桓.仇池国志[Z].秦皇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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