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鉴别结论的形成,需要以印章内涵与形制诸要素的统一为前提。如果从某一方面的特点得出判断,却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协同,那么这个判断的可靠性还要重新考虑。因此,细致准确地掌握各个方面的标准十分重要,综合的验证避免片面性尤其不可忽视。以下结合实例,试作断代方法与过程的分解例析。
一、以文字字体书风为中心
在断代鉴别的诸条件中,首先需要分析印文。
“鲁勺”(图57)印文属战国文字。“勺”又是战国燕系特有的字构。再看其钮式为高台层阶式的鼻钮,亦为燕私玺钮式普遍特征,据而结论可定。
“抚羌都尉”(图58)印文为摹印篆而非小篆,则其下限不晚于南北朝。但此印体势已趋恣放,笔画系凿刻风格,有尖利之风,提示时代不能及于西晋。再考虑古羌族居于西北部,“抚羌”是中原王朝对其他部族的语汇,如汉代曾置护羌校尉一官。据此可以判断此印不属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及北朝,因为北方诸朝不会沿用汉的指称并置“抚羌”一官。进一步观察,其印面略小,印钮风格晚于西晋。通过这样几方面的分析,即将印章的时代限定在一个比较接近的区间——东晋。
“令”(图59),在对馆藏玺印进行甄别的过程中,发现此印文字为楷书,风格具北朝特色,印钮虽未出秦汉印系的范围,但可以排除其为汉晋之制。其龟钮式造型仍存魏晋余韵,而上有穿鼻则又为魏晋所无。这些迹象都表明它距魏晋渐远而又不近于隋唐。遂断为北朝时期。后陕西出土北周独孤信多面体石印,上有一“令”字,与此完全相同(图60),这样初步的鉴定结论又得到了出土资料的印证。
二、以形制为中心
“归义侯印”(图61)印为马钮,造型及雕刻均为细腻写实的风格,此式马钮与汉魏晋不同,而南北朝官印则无马钮之制。这样,此印的时代区间只能在北朝十六国时期。又因其印文风格同于“归赵侯印”、“率义侯印”一类(图62),“赵”为十六国之前赵或后赵。前赵政权重视任用汉人官吏,典制效法汉朝,匈奴贵族刘氏初亦称汉王。马钮、驼钮本是汉晋中原王朝颁给北方民族的官印钮式,故仿照汉制亦合其典制性质,这也是仿汉朝的做法。据此可确定其类皆为前赵或后赵所铸。对归附刘氏、石氏赵国的其他部族酋豪封给“侯”之官号,再由其钮制的风格,可进一步推定存世马钮“部曲将印”之类,亦属同期所制。
“王正彦印”(图63)同类私印少见,断代缺乏标准品。我们从此印橛钮风格入手观察,其印台较高,钮端前后削去边棱,这些特点与北宋官印相同,应是受其影响所致,可将它初步设定在北宋时代。进一步分析其铸造工艺,发现文字空腔很深,这是唐代铸印工艺风格之延续,与初步设定的时代也可以呼应。再试做文献的考索。印主王正彦,其人见于《东坡全集》,与苏轼、苏辙有酬唱交游。则印章形制指向的时代与印主存年完全相合,断代结论水落石出。这一释例也验证了同期私印与官印形制的联系。此印本身成为鉴别北宋私印的标准品之一。
花押(图64),此印橛钮特征是印台较厚,钮宽,无孔,上端呈弧形,这一形态与八思巴字私印为代表的元代钮式风格有所不同。验之出土的北宋“张氏安道”钮式,两者十分接近(图65)。又,卒于南宋初年的钱世瑞“吴越世瑞”钮式亦与之相同。其图形与北宋徐铉尺牍上的画押、金代铜镜上的押记相类,为底部粗重式。(图66)通过这样的分析,此件花押的年代应定在两宋之间。
“洞山墨君”(图67),此印形制特点也是印台甚高,橛钮,有孔。文字的空腔亦深,与唐代官印相同。其中“洞”字与唐《碧落碑》中的文字同式,印文体态疏落自然,这也是唐印的气势。将之置之于北宋则工艺特征不能见容,文字亦格格不入。
“关中侯印”(图68),此印为金质龟钮,出土于南京。钮式有这样几点特征:其饰纹与西晋“平东将军章”、“镇南将军章”相类似,以斜线为主,凿纹刻画亦细。从整个造型来看,龟首尚未作上昂状,显然提示距西晋不远。但其笔画细密,印文排置偏上,与西晋端方匀落的风格存在差异,但结合出土地属东晋之域,此印时代即可判断。
“胥浦候印”
(图69)鱼钮,印面有界格。出土于越南清化,其地在汉代武帝前后属九真郡。鱼钮官印的时代有两个选项;或属秦,秦官印曾在某一时期铸作过鱼钮形式;或为西汉南越国,沿用秦制,以鱼钮为官印钮式之一。胥浦地不属秦,可以排除前项,则此印必属南越国无疑。再比较其“印”字与南越王墓出土的“景巷令印”同式,
(图70)与秦印则略有不同,可进一步确定上述结论。《汉书·南粤传》载西汉元鼎六年汉灭南越国,“以其地置九郡”,其中九真郡领有胥浦县,为都尉所治,则可反证胥浦在武帝之前已是南越辖地。通过鉴别断代此印,它的史料意义亦得以揭示。
“别印司马”传世汉晋官印中此种数量最多。
(图71)其时代跨度也较大,可据其形制和文字作出具体断代,现举四例试辨析之:
(1)山东出土瓦钮面宽厚,印台较高,钮孔呈半圆形,印面边长合东汉尺之方寸。印文粗实敦厚,与东汉标准品“荜闺苑监”同式,为东汉中晚期瓦钮形制。
(2)山东出土鼻钮,钮体规整,边棱分明,钮壁亦较厚,钮孔半圆,钮弧度稍大,与秦之鼻钮完全不同。印台较前式为低。此式鼻钮的标准品有曹魏“温邸阁督”(图72),而与西晋鼻钮尚不能并同。其印文布局亦有别于西晋,当断此印为三国。
(3)湖南此印形制近于(2)所提到的鼻钮,但钮身略高耸,弧度略小,近于西晋标准品“常山学官令印”。其印文(图73)略见疏散但仍属平正,惟印面下部已见留空,亦具西晋官印布局特点,故应属同期之物。
(4)“王宠私印”(图74),私印多无文献可证,因而,主要根据形制标准推定时代。此印印台较西汉增高,根据战国至南北朝官印形制的一般演化规律,印台由低向高演变是时代推延的表现,但在个别时期亦有出现特例。根据此印的具体比例,可以初步判断时代在西晋以前。其龟钮属于私印一系,与官印有所不同,但纹饰尚精细,造型上有承袭西汉晚期的痕迹。但早期的因素仍在笔形上有所保留,如笔画具有弧势,这也是距西汉未较远的表现。再结合印文“王”字中横居中,已入东汉初期的书写风格;“印”字的末笔曳尾消失,也表明有别于西汉。综合前后两种因素可得出结论:此印满足东汉早期印的形制与印文风格条件。
三、以印文官名、地名、人名、自名等为中心
官印具有官署名、职官名,地方官印并含有地名,可据此与文献引证相结合,确定相应的时代上下限。如果按照
已知的形制标准进一步分析,则形成的结论就更为可靠。
庐陵太守章(图75),庐陵郡见《南齐书》及《梁书》,梁顾协尝为庐陵郡丞。南朝齐、梁、陈三朝庐陵地均未失,北朝则未见置。与此印文字风格、形制同式者又有“南乡太守章”(图76),南乡郡见于西魏、北周置,但同式两印显然不能分属南北,必当为同时所颁。这说明仅依据关于地名的记载还不能作出判断。从形制来看,其印面边长为2.5～2.6厘米,龟钮造型圆浑,这与北朝印制及钮式风格均不合。又据《梁书》记普通六年(525年)安北将军、晋安王纲遣长史柳津破魏之南乡。据此可得出结论:“南乡太守章”是萧梁收复北地后所铸,与“庐陵太守章”可以互证同为南朝后期之物。
沙随程迥
程迥,
《宋史》有传,载其原籍沙随,与印文完全相合。程氏于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历官泰兴、德兴、进贤、上饶。此印为景德镇窑青瓷印,与其曾经职事之地亦有近缘联系。印章可订在南宋前期。而由其瓷胎的特征亦属南宋,则与《宋史》所记人物时代完全相吻合。由此例可见,由于不能排除古人同姓名的现象,因而仅根据文献尚难以为证,将史书记载人名作为与印主对应的佐证,还需要与形制等其他条件相吻合,结论才能可靠。
显平监印(图77),与此印文风格相同者有“显平詹事丞印”。(图78)《太平御览·居处部》记洛阳宫有“显仁阁”。詹事为皇后、太子宫官,可印证“显平”为当时宫名。后印文字三行六字,与汉制不合,惟西晋印制多作此式。王莽亦有六字印式,但印文中“丞”字末笔成横画,不合新莽印文体势。二印印文体势平直,亦属西晋特征,故可比类而归。旧订“显平监印”为西汉,未当。
齐王国司印(图79),此印据印文风格即可断为唐代。但查考文献记载可以进一步明确其具体年代。据《旧唐书·元吉传》载,李元吉,高祖第四子,武德元年(618)进爵为齐王。又同书《太宗纪》载武德九年元吉以谋害太宗李世民,诛于玄武门,通过这样的考订,明确此印的行用时间仅数年而已。
安悫长印(图80),安悫,县名,东汉章帝始置,《后汉书·郡国志》中山国下本注日:
“本安险,章帝更名”。据此可断此印上限不早于章帝。辨析其印文,具有笔画粗实、体势端方的特征,可进一步确定其为东汉制作无疑。
“石城疆司寇”(图81),司寇为官名,秦以后废置。石城为战国赵邑,《史记·赵世家》记载:“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可知此印为三晋之赵国所铸,结合其形制、文字亦得以排除属其他地区制作之可能。可见印文中的地名也有助于确定国别与时代。
“子栗子信玺”(图82),在战国古玺文字中,“信玺”是齐地印章常出现的自名。楚玺则多见自名“玺”、“之玺”作为印文的固定结构。齐国玺文中“子某子”式结构也是特异性的称谓。这是据自名与辞例特点来判断国别、时代的一例。
“著远私记”
(图83),“私记”作为印章自名,约流行于北宋。《宋史》记载“士庶及寺观亦有私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又据其印文书风松弛率意,不类于南宋之平正绵密,其铸造工艺亦渐近北宋的特征,时代即可基本确定。
以上分解断代研究过程的各例意在说明玺印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时代信息,鉴别研究就是解读这些信息。而无论先从哪一方面先行切入,得出的基本判断最后都应当得到其他方面时代特征的支持。这是断代鉴别必须掌握的一个原则。
本文所论的断代研究,当然是以真品为前提的。伪品本无从断代。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件“古印”无“代”可断,那它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断代与辨伪在鉴定实践中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从鉴定实践来看,断代认识、断代方法要求了解各个时代玺印的内涵与形制指标,这些也是辨伪的基本功。否则,将辨伪的眼光停留在看锈色、看包浆之类的层次上,结论是不牢靠的,这方面的教训也很多。我们从时下发表的若干玺印收藏资料的系统中可看到不少伪品,鉴定收藏者即失之于断代未审,或为伪锈所蒙蔽,或昧于改刻,而皆形制、文字之时代标志互相都不能契合,其属伪迹甚明。当前一些现代化的、复合型的作伪手段已经突破了一般的认识层次,只有掌握综合的、准确的断代标准与方法,再和表面形状的观测结合起来,才能“道高一丈”。所以,我认为鉴真始可识伪。鉴定是一门必须抱着对历史文化遗物高度负责态度从事的工作,科学、严谨、细致的作风是鉴别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而粗枝大叶,失之偏颇地草率定论,都是鉴别工作的大忌。
中国古玺印三千年的历史,是一条不曾中断的发展长链,其艺术内涵和学术内涵深厚丰富。但产生这样一份艺术珍品的历史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篆刻艺术是在古玺印艺术传统基点之上的新创造,其形成与古玺印艺术有着诸多不同之处,但两者内在的脉理则相互贯通。本文虽旨在提供玺印断代的标准品类,但也希望通过对这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代玺印珍品的考鉴赏读能真切地展现中国玺印艺术发展演变脉络的细节。
本书收入的玺印,三分之一以上为近几十年新发现或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资料,一部分资料包括传世品,且为首次发表。甄选的原则除了考虑到中国印史的时代跨度和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在类别上也力求涵盖不同功用、品式、质料,如各类官印、私印,成语印、道、佛家印、烙印、殉葬用印和早期诗文闲章。就官印而言,有帝、后、王、侯及百官印章;就品式别之,包括了历代主要的官私印钮式和形制;涉及的不同质料,则有玉、金、银、铜、陶瓷、牙、角、石木等。读者可由这些实物资料了解中国玺印文字、形制及印章制度的嬗变过程。同时,也为玺印艺术爱好者与研究工作者提供鉴别之便利。这是笔者将多年自国内外收集甄选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玺印珍品和断代标准品资料系以考释,也是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点初衷。(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