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内遗存的金刚宝座塔为数并不多，其中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因其雕塑形象的精美绝伦而首屈一指。时代的晚期性丝毫无损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艺术价值，反而因其具有多民族艺术的融合性，成为实物的明证，文献的补证。但金刚宝座塔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的承载体之一，并未得到过足够的关注。文章从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上的雕像出发，追溯历史，探寻图像之源，力图展现乾隆统治初期以兼收并蓄为主的时代审美特征，体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特色，彰显汉、藏、蒙等民族的审美情趣，以期准确把握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艺术与宗教特征。
［关键词］ 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图像；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 Ｂ８79.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５５７（Ｘ）（２０11）０3－００87－０9
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矗立于香山，迄今已260年，有关碧云寺之介绍，请看李俊的硕士论文《碧云寺金刚宝座塔探析》［D］，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在寺院浓密树冠的掩映下，庄严大殿的遮蔽中，潺潺水流的雾气笼罩里，势如潜龙在渊。该塔是国内外现存的唯一一座建在山间而非平地上的金刚宝座塔。寺院依山势而建，塔则随地势而立，再加之34.7米的通身高度，“势同地涌，望拟天游”，（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Z］，卷8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59页。直插云霄，气势憾人，令人顿生敬畏之情。
一、图像描绘
如若瞻仰金刚宝座塔，步入塔院势必经由气势恢宏的三联牌楼。塔院前部的牌楼如同紫禁城的牌楼，有着严整的规制。塔院入口处立一座雕梁画栋的木制牌楼，其后一座周身纹饰的汉白玉石质牌楼，其匾额为乾隆亲笔御题“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之后又是一座红色砖牌楼。
三重牌楼之后东西两侧伫立着两座碑亭，汉、藏文碑立西侧，满、蒙文碑立东侧。碑亭重檐八角攒尖，上下檐饰斗拱，红墙红柱，上覆黄琉璃瓦。檐部的4只小兽，充分体现出碧云寺为皇家御用寺院的地位。紧随其后即是金刚宝座塔。
宝塔坐北朝南，聚宝山脊朝向为西北、东南走向，碧云寺山门走向为正东向，金刚宝座塔则是与山脊走向相同，非正东朝向，偏角几乎45度。本文暂将塔定为坐北朝南。由基座、塔座和塔身组成。最下部是两层虎皮式花岗岩质的长方形台基，“首层台基高5.4米，东西长36.4米，南北宽26.9米。二层台基高4.6米，东西长29米，南北宽22.3米”。孙雅乐、郝慎钧编：《碧云寺建筑艺术》［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84页。其余部分皆为汉白玉质。游人登上两重台阶后方见塔座。座身“高6米，东西长21.9米，南北宽16.5米”。同上。
1.宝座
塔座分为须弥座与座身两部分。须弥座高约19米，［日］松木民雄：《北京•碧雲寺塔与昭廟琉璃塔》，《北海道东海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系第20号，2007年，第106页。由下至上分别为圭角、下枋、下枭、束腰、上枭、上枋。圭角为云纹。上下枋为平素无纹的汉白玉条石。上下枭装饰了繁密的仰覆莲。束腰处装饰阴线浅浮雕花饰、卷草纹及飘带。座身三层则被同样的束腰间隔开。上面的七塔基座皆以此为装饰。
须弥座上承托的座身由束腰间隔成四层。宝座南北正中辟门，用石发券，券脚置于须弥座上。南券门楣处刻乾隆御题的“灯在菩提”四字匾额。券门外框装饰的六挐具不失时机地展示了其喀尔喀蒙古造像来源。金翅鸟居中，依次向下是龙女、口吐西番莲的龙、带翅的回头羊、狮王、背驼宝珠的象王。此处的魔羯鱼被龙所替代，设计者费尽心思设计该塔，端毫末节无不透露出皇家敕建之由。两侧立西洋形制石柱。该处石柱与圆明园现存的西洋建筑遗迹中的柱形相像。乾隆十二年开始筹划的圆明园工程，与金刚宝座塔修建工程同属皇家工程，时间前后相差无几，几乎同时进行，所以说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不足为奇。券门内的券洞被封，壁面刻“孙中山先生衣冠塚”字样，前立精美的西洋供桌。两侧通道可达宝座台顶。
塔座后部的西券门，现有玻璃与小龛构成封闭石龛，仅留一台座。券门外框饰卷草纹，两壁高浮雕西番莲。西番莲两侧有一坐佛，与东西面的形象无异，下有详写。
第一层，券门外部分以柱子间隔，内雕一坐像。达摩多罗与布袋和尚分居东券门的两侧。达摩多罗形貌古怪，虬眉圆目，颧骨分明，下颚方圆上翘，面部肌肉突显，域外梵相，通肩着衣，跏趺坐。布袋面部尚有磨损，类似达摩，袒胸露肚，右腿抬起，左腿盘曲坐于莲台上。形象从南至北依次为：广目天王﹑多闻天王﹑达摩多罗﹑布袋和尚﹑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天王也类似达摩，虬眉竖起，双目圆睁，威而不怒，手持标志性法器，或抬脚或倚坐，各具神态，脚下均有小鬼或托或垫,衣带有临风飘浮感。
第一层的西﹑北﹑东三面，总计34尊坐佛。这些佛形象皆同，螺髻，着袒右肩式袈裟，右肩敷搭袈裟边角，双手禅定捧平口钵，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
第二层，周匝高浮雕出连珠纹相连的兽面装饰带，共83只。造型突出兽角，加之毛发和嘴下的触角，可断为龙首。可能因皇帝修建此塔，采用龙首来突显其身份。
第三层正面有9尊无量寿佛，双手托净瓶，全跏趺坐，面庞圆润，头戴五叶宝冠，束冠缯带于耳畔绾成花结，袒胸露腹，项饰垂至胸前。身份分别为金刚无量寿、珍宝无量寿、莲花无量寿、羯磨无量寿、功德无量寿、智慧无量寿、不动无量寿、遍见无量寿。格•拉西色楞主编：《蒙古文〈甘珠尔〉佛像大全》［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049—2，050—1，2，051—1，2，052—1，2，053—1，2，157、161、164、167、170页。遍见无量寿在书中并无汉文名称，笔者根据藏文名称翻译而来，敬请方家指正。
其他三面共雕37尊佛像，和第一层的佛像相比，服饰、坐姿无二，但面部更加方圆，体量更显健硕，体态相对敦实，更倾向于喀尔喀蒙古的造像特征。根据“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的匾额和9尊无量寿体现的消灾延寿主题，判定一、三两层的71尊佛应为阿弥陀佛。将一、三层东西北向的佛像判定为阿弥陀佛。第三层南向佛像判断为无量寿，是根据《蒙甘》中阿弥陀佛身着袒右肩袈裟，双手禅定托瓶口钵；无量寿着菩萨装，双手禅定托内置香草之类的宝瓶，图049—1，2，157页。
从平面图上(图1）可以看到，在宝座的偏南处折角内凹。凹进处内第二、四层佛像的两侧刻有塔，两面共有八塔。在二层浅浮雕出覆钵式喇嘛塔。四层的塔类似圆雕，且在腹部开洞，可以进入光线，或用作天窗。通常，象征八大处所的八塔应该是不同的塔形，例如塔尔寺的八塔。八塔雕刻手法不同，但造型如出一辙，故为简化版的八塔更为妥帖。
第四层周匝遍刻八瑞相图案造型,增添了神秘、庄严、祥和、圣洁的气氛。
2.塔台
入南券门的通道口，经过三折台阶即达塔台。伫立其上，放眼望去，北京城一览无余，城市全景尽收眼底。西、北、东三面是接连不断的浓密树冠，层层起伏，犹如松波碧浪，令人心旌驰骋。四周设围栏。覆盖出口的建筑被称为罩厅，居塔台中间。北侧是5座密檐塔与九龙柏；南侧是2座覆钵式塔。在密檐式大塔北侧，2座小密檐塔中间立一株九龙柏。
未踏出通道，抬头可见一金字塔形密檐塔，汉白玉质，十三层。这是最高大的主塔，其余4座体形稍小的塔对称地分布在四隅。每座塔下置正方形须弥座，塔身四面均采用汉式仿木雕柱头间隔成3个长方形的佛龛。中间形体较大，两侧略小。
主塔高16米，每边长约4.5米，塔身为正方形。《北京•碧雲寺塔与昭廟琉璃塔》，第108页。四面的中龛为高浮雕式的全跏趺坐佛像。12位形象判断为四方佛与八大菩萨（表1）。主塔顶部是覆钵式塔刹。塔刹南面开龛，浅浮雕一躯全跏趺坐的佛，双手施最上菩提印。据此手印，加之下部的四方佛与八大菩萨，可推断为大日如来。
3、主塔
塔上的阿閦佛与宝生佛做标志性手印，无可争议。但阿弥陀佛双手禅定托钵，北方不空成就佛右手说法印，却与《蒙甘》中该形象的手印毫厘不爽。八大菩萨依据《蒙甘》中的顺序呈顺时针向旋转是毫无疑问的，《蒙甘》，054—1，2，055—1，2，056—1，2，057—1，2，173、176、179、182页。法器特征较为符合《三百佛像集》中的形象。《三百佛像集》，图版49—1，2，3，50—1，2，3，51—1，2，3。除地藏菩萨的法器差异较大外，其他菩萨法器较为符合。
4.四个小塔
小塔形同大塔，高11米，边长2.75米。《北京•碧雲寺塔与昭廟琉璃塔》，第108页。小塔的四面也隔出3个长方形龛。四面的中间龛共雕了16尊罗汉。两侧龛内的侍者则相对而立，持不同器物，共32尊。他们从西向东按照顺时针依次排列。形象判断如上表格2、3、4、5。
设计者巧妙地将十六罗汉规律地安排四个小塔的十六壁面上。中间的主尊罗汉或端坐或倚坐于铺有不同纹饰台布的束腰台座上，手中持象征身份的不同法器，面相或平和或威严或愤怒，或秃头或高盘发髻，栩栩如生。16尊罗汉及弟子，无论面相还是衣着，采用汉地和藏地两种风格(参见表2—5)。藏地风格的罗汉，尽管与塔尔寺大经堂里悬挂的堆绣罗汉塑形手法不同，形象的载体不同，但二者的相貌都刻意突出上挑的虬眉、紧缩的眉头肌肉、夸张的圆眼、鼻骨与眉骨的衔接处、高颧骨、肥厚的鼻翼等处。罗汉身着西藏上师的着装，赤脚或者穿草鞋，姿态不同，且所持法器与《十六罗汉礼供》中的记述几乎完全一致。《十六罗汉礼供》的第一尊因揭陀左手持拂尘，右手持香炉，第三尊伐那婆斯右手期克印，左手执拂尘。这套十六罗汉中，因揭陀右手托一瓶，瓶口飘出的云中幻化出一小塔。伐那婆斯右手当胸做说法印，左手持一莲花拂尘。其他法器与《十六罗汉礼供》记述完全相同。弟子皆身穿汉地着装，宽衣博带，着汉式鞋子。
5.罩厅
罩厅南北呈“凸”型，北部墙体前伸为甬道出口处，南开一券门，设小铁栅栏护之。券楣为乾隆御书“现舍利光”，环绕花饰。据管理人员说以前罩厅内曾供奉过舍利。现今供台上除了游人投掷的硬币外无一物，透过供桌上的花纹依稀可见其当年精湛雕工。
罩厅之上分两部分，周围有低矮的护墙。甬道出口正上方部分低于罩厅正上方，呈斜面梯形，浅浮雕莲花纹饰。罩厅上方稍高，立5座小塔。中心塔形制与北印度键陀罗式塔，例如赛杜•舍利夫1号小型舍利塔的主体部分较为相似。赛杜•舍利夫1号舍利塔现收藏于巴基斯坦斯瓦特博物馆内，详见Faccenna D•Saidu Sharif I(Swat, Pakistan) ,Text•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de Estremo Oriente,1995,fig.251,pl.265.四角的小塔与中心塔构成了一套小型五塔。这种双重五塔，中国仅此一例。
罩厅南北外墙高浮雕出造型优美的莲花及枝蔓。南部券门内的空间里，穹顶雕刻盘龙。浅浮雕刻藏文转梵文的陀罗尼经咒，笔者曾对照过现有的经咒拓片，涉及到6个经咒，正在进一步确认中。布满整个穹隆顶。目前上部严重损毁，最下部两行隐约辨认出。国家图书馆保存了完整经咒拓片。
券门内四壁布满阴线刻的佛像、菩萨及纹饰。图像损害较重，只能略微认出为数不多的几尊佛像和部分纹饰。据目前状况所作的个人判断，绘制了图2。券门南壁最上部正中的砖上雕一尊佛。佛像着袒右袈裟（位置10），右手做与愿印，左手置腿部施禅定印，跏趺坐于莲台，牡丹花环绕周围。其下方的砖面上雕一菩萨装的形象（位置1），跏趺坐于莲茎托起的莲台上，头戴五叶冠，日月型高发髻，面部饱满，五官具有波罗风格的特征，着通肩衣且在胸前打结后自由下垂，装饰华丽端庄，佩带珠链、臂钏、脚钏，双手置腿上禅定托一装有香叶的净瓶，胳膊上缠绕的飘带在身后作s型，周身环绕缠枝花纹。位置2、3、6、7四尊的穿着、手印等皆如此。位置11、12刻摩尼宝。位置4、8有2个宝瓶。位置5、6处的形象头戴莲花冠，侧旁刻一弯月，正侧面朝向门，面相流露出波罗风格，身子前倾，一手高举寿桃，一手在侧扶持，戴臂钏，身后有双翼，上半身裸露，腰带珠链，足为爪型立于云端，下有山川。无疑应为一对相向站立高举寿桃祝寿的妙音鸟。
西壁（位置24）整面墙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即最上部的砖上刻一佛像端坐于山石、树木、花卉正中，极似一幅横向构图的清宫佛像唐卡。佛像右手做无畏印，左手做禅定印。第二部分刻以云纹为间隔的4位天女。第三部分以长满树叶藤蔓的菩提树为间隔，生动刻画了四个形象。上下两排中，目前可见的天女朝门方向的手上持不同法器，另一手置不同位置做不同手印。腰部束珠链，舞立姿站于莲台上，姿态极其妩媚动人。只能清晰地看到其中几位形象，但大部分法器均能清楚看到，实为幸哉！依据法器排列，推测形象应为八供天女，即供德水母、濯足水母、花母、熏香母、明灯母、涂香母、芙馔母、伎乐母。依藏密传统，在曼陀罗前必备八供。在密宗修法仪轨中，依此观想。
对比各种资料，唯独《蒙甘》中出现这8位形象。《蒙甘》中图077—3，4，6，7，078—3、4，6，7。077—3形象在此处取名为福田母，077—4没有汉文名字，笔者根据藏文拼写查出应为濯足母。但077—7烧香天女的法器与碧云寺烧香天女的法器不同。078—3、4，6、7四位形象除了所持物相同外，其他丝毫无相似处。第245—250页。相比之下，《蒙甘》中法器稍有不同，衣着相距甚远。碧云寺这8位形象与北京藏密院版《金刚怖畏初级道全像》中的形象在排列次序、相貌、着装、装饰、周身外的装饰云纹如出一辙，甚至腿部的装饰条纹都一模一样。《中国藏密宝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33、534页。该书标识出身色，但与《蒙甘》中的身色不尽相同。显然，二者采用同一图像系统。
北壁即主壁，最上部（位置25）同西壁，仅手印为转法轮印。墙壁漫漶，下部雕一尊体态稍大的佛像（位置26），仅见其面部，着通肩袈裟，高发髻，左臂置腿部做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大朵牡丹花饰围绕莲座周围。右肩臂完全看不清楚。该佛左有一菩萨（位置28），面部带有浓重的波罗风格，左臂当胸似作说法印，右臂弯曲上抬，右手掌朝外托起一法器。该法器形似线形，整体则不可名状。无独有偶，《雍和宫佛像宝典》中一文殊菩萨像，雍和宫佛像宝典编委会编著：《雍和宫佛像宝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66页。因同样角度原因，右手水平持剑，正侧面观看，剑即一条线。佛右侧壁面上漫漶不清，仅存一莲座及花饰，应有一菩萨与文殊菩萨相对（位置27）。东壁（位置38）与西壁相同，但佛的右手为触地印，左手为禅定印。下部的八形象与南壁情况等同，应为八供仙女（执伞仙女、执鱼仙女、执瓶仙女、执莲仙女、执螺仙女、吉祥结仙女、执幢仙女、执轮仙女），次序与《蒙甘》完全相同。《蒙甘》，079—3，4，6，7，080—3，4，6，7，第251、254页。
根据手印，可判断东墙为宝生佛，西墙为不空成就佛，北墙上部可能为毗卢遮那佛，根据《蒙甘》图070—1，2，第224页，可以看到佛装的毗卢遮那佛做转法轮印。虽然弥勒佛做同样手印，但据其他几佛，及可以确认的毗卢佛咒的话，应为毗卢遮那佛。南墙为阿閦佛。
罩厅内部佛像特征极其明显。佛像本身遵循《蒙甘》中的特征，但背景特征与《三百》《五百》相同。其中的5尊无量寿，兼具男性刚硬的外形与波罗风格的柔媚气韵。16位天女，面相、形体、着装、姿态绝非当时京城特征，反而带有浓重的波罗风格，刀法娴熟利练，线条流畅而又灵动，人物具有纤媚的异域风情。对照图像，可以说《蒙甘》是罩厅内十六天女的图像系统来源，波罗风格则是十六天女的风格来源。“乾隆皇帝，迎请察达仲等卫藏多康的众善巧到内地，并缮修古寺，新建许多寺院和三佛田，以此供养来崇敬佛法。”蒲文成、才让译：《如意宝树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764页。据此可判断五无量寿与十六菩萨乃藏人工匠所雕刻，即使非藏人所为，工匠也是熟稔藏地雕工技法，才能演绎出如此风情万种的天女。
6.罩厅外部
罩厅外部东西面各雕刻3尊坐像。最南端的2尊佛像与其余4尊非同时成型，因这2尊细枝末节甚是清晰，其余4尊的墙面有些漫漶。佛像面相清瘦，身形瘦长，身后缠枝花纹相同。西壁中间的佛像左手托平口钵禅定，右手拈莲花，施与愿印，面部稍模糊，可能为药师佛（S:Bhaisajyaguru;T:€喆鱻啺瑎喍饊啽顎喍饊喌葊啺簚喍饊啽珋喍铮Ｗ蟛嗍亲鲎钟〉姆鹱靶蜗螅挥也嗍撬朱ㄉ贤幸槐ζ康钠腥靶蜗蟆４诵蜗笥ξ蘖渴俜稹６谥屑湔咄范ビ?条小蛇成放射状排列，应为龙树或龙尊王佛，但双手在胸前作最上菩提印。《三百佛像集》的龙尊王佛则作此手印,可断定为龙尊王佛(S: Nāgesvararāja;T:€啿鮻喍饊啺珋啺瘈啺喍饊啺還喍饊喌葊啺簚喍饊啽﹢喍?。龙尊王佛出现在东墙中间，左侧佛双手托钵。右侧佛左手持禅定印，右手施无畏印。这6尊形象如此组合甚为奇怪，有待进一步释疑。
7.喇嘛塔
罩厅前方两侧分别矗立着覆钵式汉白玉质喇嘛塔，高约7米。塔下部是“亚”字形须弥座，覆钵底边直径约1.7米。塔身四面阴线雕壶门形佛龛，内雕一坐像。塔身上又设“亚”字型须弥座，上立十三层相轮，与五塔的伞盖相同，之上是一枚铜质宝珠。两塔同向的形象相同。雕刻出的八形象为标准的蒙藏式装饰。从东向顺时针形象依次为叶衣佛母、大白伞盖佛母、绿度母、尊胜佛母。叶衣佛母肩披千叶衣，较为特殊。《图画普门品》载：叶衣观音，坐在垫着草叶的岩上，身披千衣，头戴宝冠，冠上有阿陀佛像，身有圆光，四臂。至于将多面多臂的形象改变为慈眉善目的显宗菩萨，可能与祝寿的主题有关。缘何将叶衣佛母置于正面，需进一步释疑。其余3位的形象、法器皆符合《蒙甘》中的形象特征。
碧云寺金刚塔上，刻有秘密经的叶衣佛母、顶髻尊胜佛母、白伞盖佛母，般若经的绿度母、四大天王，大宝积经的九无量寿佛，有华严经的八大菩萨，诸经的五方佛、八大供养天女，律师戒行经的十八罗汉，涵盖了蒙古文《甘珠尔》所有的经部；塑造手法上采用了汉地与藏地两种手法；艺术风格上体现出波罗艺术风格与喀尔喀蒙古的造像特征，偶有西洋风格。从图像系统上看，虽然个别在具体特征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但大部分主要依据了《蒙甘》所使用的图像排序，在图像特征上或采用《诸佛》或《三百》或《五百》。但3部图像资料有个共同点——编者均是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对这三部图像资料的介绍，详见罗文华：《龙袍与袈裟》［M］，北京：紫禁城出版，2005年，第58—63、68—71页。可否将之推测为宝塔的设计者？
二、图像解读
十六罗汉出现在金刚宝座塔上，仅碧云寺一例。4座小塔的四面，恰巧十六面雕刻十六罗汉（参见图2），令人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独到匠心。十六罗汉乃“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大正藏》［Z］第49册，No. 2030。既有祝寿之意又反映出乾隆皇帝怀有长久驻世之心。
台湾故宫现藏姚文瀚绘制的一套《罗汉二十三连作》便是一例。参见葛婉章：《清姚文瀚画十六罗汉连作》［J］，《故宫文物月刊》1996年第3期，第50—70页。若将这23幅依据后缝的位置标签悬挂起来，则以释迦牟尼为中心，奇数号的唐卡与东西天王居释迦佛的右手边，偶数号与南北天王居左，呈放射状排列开来。从塔座平面图上可以看出4个小塔上的十六罗汉编号正好是以塔的中轴线为中心，奇数号在西侧，偶数号在东侧，是否只是巧合呢？4个小塔上的十六罗汉，加之塔座正面的达摩多罗与布袋和尚，正好为乾隆帝与章嘉国师钦定的十八罗汉形象。如若连带两侧的四大天王是22尊，那么释迦佛身在何处，尚为疑问。如果按照周叔迦之说，罩厅内部“正面是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菩萨、普贤菩
萨” 周叔迦：《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雕塑》［A］，《周叔迦佛学论著集》［C］（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15页。，那么这套二十三联作就恰好齐备，完整无缺，暂不能完全确定诸佛与菩萨的身份，实为遗憾。
牌楼上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道场”是时代信仰的彰显。详请参看《龙袍与袈裟》，第94页。熟读经书的乾隆皇帝自然熟稔藏传佛教经典，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妙好更是了然于胸。在世间，作为君王，于国于民，他肩负天下安康、百姓乐业的重任；于家，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他仍是诸多责任齐聚一身，加之个人对自由轻松的向往，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里的功德、寿命、光明、诸乐、无苦等诸多无量，成为乾隆帝于国于民，于家于己最衷心的期盼。所以说向往西方阿弥陀佛世界思想成为牌坊的主要思想，也点示金刚宝座塔的主旨。
从修建年代来看，乾隆十三年修建碧云寺金刚塔，到十六年完工，适逢其母亲孝圣皇太后六十寿诞。十四年重修的故宫雨花阁内一层匾额上题写“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道场”与孝圣皇太后的寿诞有一定关联。其母寿诞应是碧云寺大兴工程的缘由之一。
在藏传佛教义理中，阿弥陀佛属莲花部部尊，可知塔上莲花族诸神占据主要地位。覆钵塔上南北相对的叶衣佛母《叶衣观自在菩萨经》，《大正藏》第20册，No. 1100。与绿度母乃观音菩萨的化身，属莲花部。东西相对的大白伞盖佛母和尊胜佛母，都是释迦佛顶髻化现的神，属佛族顶髻类。莲花族诸神和佛族的佛顶类诸神，都具有强烈的吉祥福寿神色彩。雨花阁第一层的佛像中除叶衣佛母外，涵盖了其他3尊形象。所以说喇嘛塔上的吉祥主题，呼应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的供奉主题。
大密檐塔高处为大日如来，下部从西面逆时针旋转依次为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这5尊佛组成一个完整的金刚界曼陀罗，但是逆时针旋转。4个小塔上的十六罗汉排列顺序与此恰好相反，由西向开始顺时针旋转。五塔西向开始旋转，是否一种巧合呢？继续类推，喇嘛塔也始于西向，即始于大白伞盖佛母。这又是否体现了白伞盖佛母信仰？要知道白伞盖信仰在清宫很兴盛。至于为何逆时针旋转却不得而知。
塔座正面第四层，浮雕9尊无量寿。《龙袍与袈裟》提到雨花阁“第一层和第二层中龛均供佛9尊，代表汉字的吉祥字‘久’的发音，象征生命长久，天寿无极”，《龙袍与袈裟》，第84页。因为数字“9”所蕴含的长久之意，古代的帝王对此数字极为在意，以此来表达生命长久、政权长久、国运长久的个人理想。
无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好，还是喇嘛塔上的4位代表安康长寿的佛母也罢，或数字“9”，都极力体现一个字——久。塔上的图像，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工匠为何地何人，但雕刻手法或造型手法均是藏地风格。从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众神之中精挑细选无量寿佛、绿度母、十六罗汉等形象组成该塔的主要图像，所传达的不单单是皇家统治的需求，更是天下祥和、富足繁荣的盛世时期的国家、人民最为需要的信仰。
或许当初的设计者深知乾隆的心思，或许就是弘历根据自身对宗教的理解参与了此塔的规划设计，才无时无处不体现“久”的主题。金刚宝座塔之长久稳固，及十六罗汉之长久驻世，加之四大菩萨之长久福寿之功德，或许这就是乾隆皇帝寄予自己、母亲、大清子民及国家政权犹如金刚宝座塔般长久稳固的衷心祈愿。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李俊，女，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