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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1893—1960），学者、出版家、辞书编纂家。
理想的幻灭
我從事教育著述生活的最初理想，是要创立一种以劳力自活而与学者共同工作互相砥砺的私人学院，打算以长期的时间完成此种理想。可是经过三年，不独这理想未曾完成，即研究工作久悬为的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及《专史》亦未完成，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时局的影响，一部分是由于一位朋友的情谊。
民国十四年至十七年之三四年间，中国政局变动最剧，对于出版业之影响最大。我虽然得出版家的帮助，使我在战乱频仍中能安心工作，但以政局不定，教育经费受影响，教育界之购买力极弱，为欲以劳力自活，不得不多费时间于生活的工作；同时为着“教育家”的虚名，各地教育者之来访者甚多，又为接谈而费去的时间不少；再加史料整理之不易，教育刊物编辑者之索稿，又费去许多时间；所以三年之中竟不能完成《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及《专史》的工作。而以时局不靖，购买力薄弱，书籍销路不大，经济不甚充裕，不能多约同志及青年共同工作。即原有的诸人，亦于十六年五月起而有点近于职业的性质，不能尽如原来的理想。这种种我常感不满，本拟时局平静经济有相当基础之后，逐渐改正，使之近于理想，但为着一位朋友的情谊，终于完全把理想放弃。
这位朋友我不说，读者一定知道是陆费伯鸿先生。
他与我自十一年秋在吴淞中国公学偶然晤谈而后，便因“一见如故”之第一印象而立即发生很好的友情。就一般情形讲，我为湘西人，他为浙江人，以民族性讲似不易做朋友，但他生于汉中，长于南昌，自幼即受地理上之影响，其生活习惯已异于一般浙人；而在体质上为神经质兼多血质，故爽直而富感情，处事有决断有毅力。其体质与习性很与我这湘西人的刚爽脾胃相合。所以“一见如故”而后，友情便继续的滋长。就人情上讲，他对我之所求，如与我的夙志及能力相去不太远，我自不能不为友谊而牺牲理想。
中华书局初创时，由范静生（源濂）先生任编辑所长，民国四年范出任教育总长，由戴懋哉（克敦）先生继任，但戴以年迈，久欲退休，十三年戴逝世，由伯鸿兼任。他自十一年在吴淞与我相识之后，便有意约我入局任职。十二年一月我欲去南京时，彼欲约我入公司，我因要从事学问而未允。十四年六月由四川返宁，在沪相见，在他人以为成都的喜剧于我有损，他则谓为是我最难得的宝贵教训，而再约我入公司任事，我以欲实现我的理想又未允。十六年四月至沪，他曾提及入公司之事，我又不允。他以有决断，有毅力，看定一事或一人必欲设法达目的；我虽几次不允其请，他对于我入公司任职之意念始终未消；而我们的友谊又日深一日，就他平日“为而不有”的治事精神讲，他本愿意成人之美，就他对公司的“求人”讲，他更愿助我，使我在外面多有历练，以免进公司后发生问题。所以在那种“干戈扰攘”之秋，对我总是尽量相助。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局已渐上轨道，十七年中国统一而后，时局更渐平静，且戴君已逝世，编辑所长职务虚悬无人，本想约我入局；但以我的个性很强，我的理想未经实验，即再提亦未见能允许，故不明说，而只在事业上帮助我，使我们的友谊日增。但同时又恐我有他种机会而他适——河南一师及师大聘我不去，他均知之——不易再返，于是于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寄我一封很恳切的长函，约我主编《辞海》。那时我的近代中国教育史编纂工作，只完成一部《留学史》与《教育思想史》，《通史》及《专史》只有材料而未执笔，且《简明文艺辞典》及《人名辞典》正在开始，本不欲接受《辞海》工作，但感于他的友谊及他对公司的热诚——《辞海》于民国四年由徐鹤仙（元诰）先生开始，时作时辍，十余年只成初稿数十万言，他急欲完成，而苦无适当之人。经过数日之苦思，终于四月五日复允之，但保留研究工作之继续。经过几度函商，我并于二十三日应彼之约去沪详商，晤谈数日，他欲我将未完之两部辞典稿并入《辞海》，以便专心于《辞海》工作，我允之；我要求除主持编辑事务及校阅稿件外仍须继续研究工作，他亦允之。卒于二十六日签订契约。当日我们同去吴淞游览，在途中他正式提出编辑所长之事，我仍以将来再说答之。但十七年秋，我迁杭州后，他去杭数次，每去必旧事重提，十八年夏杭州开西湖博览会，我们一度共事——他任博览会宣传处长，我任副处长，实际上他在博览会期三月余中不过去杭数次，实系挂名，一切事务，均由我处理——更经多次长谈，我终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至沪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不独我的学院理想未实现，即职业亦经改变。
快乐的园地
我于十四年秋由南京近北门桥街市的莲花桥迁至近鼓楼的何家花园。这花园占地五亩余，除两个池塘几株古树而外，花木很多；虽然荒芜一点，但其本质仍不失其为花园。花园之北端为一排不相连系之房屋三座，中间为何氏家祠，东为四开间之平屋，西为三间河厅，再西为园主的住所，其前门即属大街。园中并有三开间的独立平房一座。离南端围墙十数丈，墙外即暨南学校所在的薛家巷，园西邻暨南学校，园北则邻百数亩地之空坪。我的寓所即在西北角上之四开间平屋。而十五年李儒勉来居河厅，余家菊来居独立平屋——十六年春余去沪，该屋空租，李返赣，由刘范猷继租——故全园虽有三户，但均为旧友，实际无异一家。
南京在那时本属富有乡村味的城市，而何家花园的环境，更为著述的理想境地。地方空旷，树木参天，空气之清新，自不待言；远离街市，不闻车马之声，寂静更属难得。而四季的鸟语花香，鱼跃犬吠，更富乡村味而足以陶情怡性。至于生活之低廉——我的寓所租金最初不过十二元，十七年亦只二十元——交通之便利——上海各报当月下午五时即到——尤其余事。
十四十五两年，虽然干戈扰攘，但战事未及南京，故生活颇为安定。而南京有东南及金陵两大学及若干中学，教育界、学术界朋友甚多。我的寓所比较空旷而有花木，朋友之过往者亦多——其時往来最多者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宗白华、方东美、杨效春、黄仲苏及徐悲鸿、赵叔愚诸人——至于暇时之结队出游，更属常事。我于著述而外并常以摄影自娱，故那时的生活，在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可称为最舒适、最理想的。
十四十五两年虽亦有许多过客相访，商谈教育问题，费去我一部分时间，但为数不多。自十六年四月國府定都南京而后，南京成为政治中心，各地人物差不多都集中于南京，故旧或闻名而来相访者日多，而湘军首先入城，随军而来者固多，因其时国府委员有谭延闿先生，军事委员会总务处长为雷峙岳先生，他们都是湖南军政界前辈，其旧属之闻风而来者自异寻常；再加以范猷原在湘军政界服务过，其在军政界中之旧交更多。因之我之座上客常满，而大半均属同乡。他们“来自田间”，对于时间观念本农家之习惯素不重视，一谈便数小时，我则常常陷于“迎拒皆非”的窘境：因为與人闲谈，则我的工作时间被牺牲，精神上感痛苦，不予招待，又要得罪人；而军政的人物，尤其有一面之雅的人是得罪不得的。至于借钱者之无力应付，以及酒食征逐之浪费，犹其小焉者。我在无可如何之中，便想迁居。但以书籍太多，迁徙不便，遂又中止。
教育经费问题的论文两篇，草拟《学校制度改革》等三提案，尚可谓为系教育著述工作。六七两月而后，同人之成稿渐多，我忙于校阅，但尚能以最少之余暇，从事教育史料之搜集与整理——惟以工作未完，未有成稿——八月忙于迁居问题，直至九月二十三日方将书籍、行李及杭寓料理清楚，而于二十四日离宁迁杭。此两月不独我无暇及教育研究与著述工作，即同人之工作亦不能照常进行。迁杭而后，布置就绪，《辞海》编辑同人亦逐渐加多，我校阅稿件且不暇，更无暇及教育研究与教育著述工作。自十九年入中华书局而后主持编辑所行政事务，天天在核稿、签字、会客、赴宴、听电话、打电话的所谓应付中过生活，虽亦未尝无余暇，但只能看书报、写日记，极少整段的时间去做研究工作、写整部著作。所以《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和《专史》也成了画饼。我的教育著述生活也就是全部教育生活，就在十七年七月而止。这部《我和教育》所叙述的我的教育生活的种种也至那时而止。而十七年七月九日即阴历五月二十二日，正是我满三十五岁之期，所以这部《我和教育》也可称为《我的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推荐访问:跨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