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但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但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从而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中日关系;朝贡制度;倭寇外交;海防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5.0
洪武元年（1368），经过十多年的奋战，明太祖朱元璋终于推翻元朝统治，正式建立大明王朝。继位之初，明太祖急需得到周边各国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于是便四处遣使至安南、占城、高丽、日本等国，宣告新王朝的建立①。收到宣谕之后，前三个国家次年便遣使来贡，唯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自元朝东征日本之后，中日两国官方交恶，互相之间无外交往来长达约七十年。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与国内面临的严重倭寇问题，明太祖又继续遣使前往日本，一方面是为了宣谕龙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求日本政府镇压倭寇。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南朝的实际掌权者怀良亲王（13291383）洪武四年遣使来华，向明朝奉表称臣纳贡。不料，随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却因倭寇与礼仪等问题而难以为继，最终明太祖愤然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综观洪武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是唯一一个因倭寇问题而对明朝海防有着严重威胁的国家，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隔绝，到通交、朝贡，再到冲突、交恶，最终断交的复杂多变过程。
作者简介：马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此文曾在2014年10月“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郑州大学）等处发表，后有增补完善，感谢诸位专家的评审意见。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第750751页;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六《谕中书却高丽请谥》，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92193页。洪武初期的中日外交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故众多学者对之有过深入研究相关的研究者主要有[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Wang Yitu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7本2分，第255273页;[日]佐久間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洪武帝の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1965年第4期;[日]村井章介：《室町幕府の最初の遣明使について：『雲門一曲』の紹介をかねて》，[日]今枝爱真编：《禅宗の諸問題》，东京：雄山阁，1979年，第179199页;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112;陈尚胜：《明朝对外政策述论》，《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Kawazoe Shoji， “Japan and East Asia”， trans. by G. Cameron Hurst III， in Kozo Yamamur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96446;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万明：《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赵轶峰：《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年旭：《〈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內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邢永凤：《赵秩与日本——汉诗文中的新世界》，[日]海村惟一、戴建伟、王立群主编：《阳明学与东亚文化：纪念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从教四十周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5312页;MA Guang，“Tributary Ceremon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 Reassessment of Wokou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017， vol. 51， no. 1， pp.2754;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然而，纵观近百年来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却发现对于这一传统课题的研究却依然存在着众多的盲区，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史实问题上依然有着不少的误解和谜团。例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国外交的决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日本贡使没有表文或用词不恭等朝贡礼仪不足而引致明太祖龙颜大怒，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日本禁倭不力，给中国沿海造成了极大威胁之故。再比如，杨载是否曾两次使日？赵秩在洪武四年是随日本使团回国还是客留在了日本？怀良亲王是否曾向明朝称臣纳贡？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仲猷祖阐，生卒不详，道号仲猷，别号归庵、四明桴庵，时为明州天宁寺住持;无逸克勤（13211397），字无逸，亦称且庵，绍兴萧山人，时为南京瓦官寺住持。等人是洪武四年还是洪武五年使日，他们为何在博多停留那么久？克勤书信中提到的明太祖密谕是真还是假？这些都是学界存有争议或解读有误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发掘新史料与对旧史料的重新解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洪武中日“倭寇外交”问题再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