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邓小平意识形态思想是其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主体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具理论创新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是其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论述其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研究邓小平的国际主义思想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国家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D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07-0026-02
邓小平复出后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内，文革造成人们的思想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国际上，美苏展开了新一轮的冷战，美国加强了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些都给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带来严重挑战。邓小平根据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不再囿于美苏冷战的国际战略格局，对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进行了根本调整，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条传统的意识形态外交路线，从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着手，再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这种外交理念的意识形态色彩大为淡化，中国开始以崭新的外交姿态迈向国际舞台。邓小平以高超的理论创新手段，首先在外交这条意识形态战线重塑了中国坚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国际形象，这是一种韬光养晦、具有鲜明和平主义取向的战略方针，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是，它避免了与美国的另一场冷战，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理论贡献，有效的维护了国家文化安全。
1从国际共运史的视角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异化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挑战
国际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战略，具有天生的反民族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想，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它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安全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1.1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缘起。19世纪初，马克思在考察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发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各国政府，为了它们共同的利益，有时候暂时将它们之间的市场冲突放在一边，采取共同的措施对付各国的无产者。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1]恩格斯则从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观角度得出了形同的如下结论：“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2]经过多次的论证，以及对于各国工人运动成败的总结，两位经典作家共同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论断与呼吁。
因此，在他们的设想中，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西欧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战略：为确保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各国无产阶级须协调行动，相互支援，这就是经典作家的世界革命思想，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由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已形成世界体系的事实，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它可以在一国开始，但不能在一国完成，但他们并没有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
1.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俄国化过程中的异化。列宁和经典作家一样，认为只有少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用联合行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列宁在世界革命思想中加入了输出革命的内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开始了一种新型的外交实践，给传统的民族国家利益之争添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等苏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坚持武力输出革命的世界革命思想，他们认为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唯有依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既使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捍卫这种革命果实，只有依靠世界革命的实现，否则，苏联终将湮没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最终为国际垄断资本联合绞杀，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俄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异化。
斯大林认为：“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3]显然，这种民族主义化的国际主义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有其民族自私性的一面。俄国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长期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必然严重侵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它再次异化。
所以当列宁逝世后，苏联的“世界革命”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斯大林宣扬“革命中心论”。他认为，苏联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而且是指挥中心。二是宣扬“利益服从论”，把“世界革命”置于苏联的最高利益之下，认为推进“世界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捍卫苏联的利益。经过斯大林的改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虽然它最初的革命理想主义并没有消失，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苏联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侵略它国、干涉它国革命和事务的借口。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再加上斯大林体制模式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使其对外政策过分意识形态化。这导致了苏联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奉行世界革命战略，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控制和干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给苏联的经济建设带来沉重负担，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这套外交战略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列宁之后的苏联外交实践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信仰，这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大败笔，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1.3新中国外交执行的是一条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路线。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这种做法也出现在新中国早期的外交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践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作为一位国际主义立场很强烈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情怀必然体现在新中国外交一系列指导方针上。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个外交方针执行了20年之久，影响这个方针的固然有着国家安全利益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考虑，但是，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是重要方面。毛泽东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4]这反映了他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
毛泽东作为我党的领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国际主义主张，而且在对外关系中认真实践了他的国际主义思想，这充分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对于朝鲜革命、越南革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革命的无私援助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新中国建立不足一年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即有保卫新中国政权、稳固战略后方的国家利益考虑，更有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朝鲜劳动党的革命事业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主要是一种国际主义行动。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实践看，他较多地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制定与推行中国的外交路线，不时地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向外“输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毛泽东晚年开始反思他的革命外交思想，对外不再强调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其国际主义思想及世界革命意识大为淡化，更为注重中国的国家利益，大大减少了无偿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对支持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方面的努力，同时也不再主要以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标准，开始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推行对外交往。
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民族化、当代化、非意识形态化
邓小平在国际共运中长期的外交实践及其深厚的理论素养使他把握住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路线的精髓，促成了無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
2.1邓小平国际主义思想是一种民族主义化了的国际主义。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更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直接参与并领导了中苏论战，曾经多次代表中共中央率团参加莫斯科的国际会议，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由于邓小平长期处于中苏论战的前线，他能更多地了解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手材料，通过直接接触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更能够体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苏联的异化程度，更有决心纠正那种不计条件地超越国家利益和不尊重各国共产党自身意见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正是在邓小平那里这种国际关系思想才真正得到了纠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邓小平的外交视野中开始式微。
邓小平较早的意识到，从斯大林开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国际主义并不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国家议事日程的首位，甚至经常置于对外交往的次要位置，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没有国家政权作为根据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而是成为一项依托在一个主体民族和一种国家专政的框架内进行世界性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解放事业了。国际主义是在依附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情况下实施的，以“大家庭”主权或者“集团政治”主权来取代国家主权，肯定是行不通的，至多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他对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规范原则，其国际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观念的高扬。从国家利益出发，就必须对国际形势做出更加符合其本来面目的判断，就必须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就不能以意识形态与制度偏好来决定外交政策。邓小平基本上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但同时也是具有一定理想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他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角度来看，邓小平与斯大林、毛泽东一样都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绝对意义上向爱国主义方面靠拢；而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在邓小平那里，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第一次实现了相对有利于后者的平衡，换言之，爱国主义成了新中国国际关系与对外交往思想中的第一原则。因此，邓小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较斯大林与毛泽东充满了更多的爱国主义成份，且使爱国主义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形式上与国际主义进行了一种特殊的结合。
2.2邓小平国际主义思想是一种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邓小平国际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为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要求、采取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而非革命手段以推进国际共运、具有鲜明和平主义取向、非意识形态化的国际主义。与毛泽东所注重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的国际主义不同，邓小平的国际主义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国际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把国际主义理解为以阶级利益为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话，那么，邓小平则把国际主义理解为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经验向第三世界的宣扬与实践作为中国国际主义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则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对于世界的一种贡献；毛泽东强调把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旧秩序作为国际主义的中心任务，而邓小平则把发展问题作为世界新秩序建设中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把北京作为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中心，邓小平则强调非中心主义，反对中国“当头”；毛泽东把世界大战的危险看得很重，并将之作为推动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也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基本政策背景，而邓小平则认为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发展，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多维增长，其中发展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反对霸权主义是另外的方面。所有这些促成了中国对外交往政策从以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向以国家利益为主要标准的根本转变，强调爱国主义高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对启动改革开放大业、推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体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正确的指导作用，但是，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和人类关怀，是一种不言国际主义的“新国际主义”[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95年，第6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年，第310—311页。
[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上），1979年版，第574—575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第1472—1475页。
[5]《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实事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33—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