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是李斯，他所作的刻石文是传世的秦代文学的主要作品。秦代刑罚酷烈，李斯又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亲自参与秦朝许多法令的制定和实施。由此而来，李斯刻石文与法家的关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称：“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泓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1]397刘勰以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文为例，把它定为“法家辞气，体乏泓润”，意谓这篇刻石文是法家辞气的载体，冷峻峭拔而缺少温润之气。这里虽然以泰山刻石为评论对象，实际上代表了刘勰对李斯所撰刻石文的总体看法。《文心雕龙·铭箴》篇又写道：“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矣。”[1]194这段话还是以泰山刻石文为评论对象，但是，所下的断语与《封禅》篇迥异。依照《封禅》篇的说法，这组刻石文体现的是法家辞气、缺乏温润之性。而依照《铭箴》篇的结论，秦朝虽然政治统治暴烈，这组刻石文却写得润泽温馨，与严酷的政治形成巨大的反差。刘勰本能地感觉到这组刻石文应当与秦代的以法为治、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但是，这组刻石文的辞气是否具有法家属性，刘勰未能准确地把握，因此，所给出的结论互相矛盾，无法圆通。那么，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是否与秦朝的以法为治、与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学案，有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果这组刻石文与秦朝的法治、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这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李斯刻石文结构模式的以六为纪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多次外出巡游，所到之处往往刻石纪功。现存秦代刻石文七篇，大多出自李斯之手，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峄山刻石文有徐铉重摹拓本，还见于宋章樵所辑《古文苑》卷一。对于秦代刻石及文字的流传情况，陆侃如、冯沅君二位先生有具体介绍。[2]132清人严可均所辑《全秦文》把七篇刻石文全都收录其中，并对个别作品有所辨析。他写道：“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邪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3]122严可均注意到七篇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的特点及差异。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流传下来的共七篇，其中六篇采用的是三句为韵的结构模式，也就是三句为一节，末句押尾韵。琅邪台刻石文属于例外，采用的是两句为韵的结构模式，也就是每两句为一节，末句押尾韵。李斯的七篇刻石文没有采用完全一致的结构模式，而是把三句一节的作品限定在六篇，剩馀一篇另作处理。他是把六作为表示极限的数字看待，否则，对刻石文不会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按常理而应该使七篇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保持一致。李斯所作的上述调遣透露出如下信息，六这个数字在李斯撰写的刻石文中具有特殊意义。
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秦刻石文共六篇，《史记·秦始皇本纪》首先著录的是泰山刻石文，司马贞称：“其词每三句为韵，凡十二韵。”[4]243泰山刻石文三十六句，绎山、之罘、之罘东观刻石也是三十六句。碣石刻石文现存二十七句，严可均称：“上脱九句，此颂三句为韵。”[3]122照此说法，碣石刻石文原本三十六句，后亡佚九句。李斯撰写的会稽刻石文采用的也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计二十四韵，七十二句。上述统计表明，李斯撰写的六篇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有五篇是三十六句，一篇七十二句，句子的数量均能被六整除，或是六六相乘之积，或是六六相乘之积的二倍，都与六存在密切关联。李斯对这六篇刻石文句子数量所作的调遣再次表明，六这个数字在刻石文中具有特殊意义，渗透的是以六为纪的理念，即把六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否则，如果不是精心地加以安排，六篇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各篇句子的总数不会出现皆能被六整除的格局。琅邪台刻石文七十二句，两句为一节，句子总数亦能被六整除。
以上通过数量统计，发现七篇刻石文的句数遵循的是以六为纪的准则。不过，这种量化统计带有抽象性，它的结果是用枯燥的数字显示出来。如果进一步落实到各篇刻石文，按照以六为纪的方式划分作品的章次，是否能够实现形式结构系统与语义结构系统的协调一致？试以具体作品为例加以检验。
泰山刻石文是七篇作品的第二篇，作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文心雕龙》曾经反复提到它。泰山刻石文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这篇刻石文共三十六句，按照六句一章进行划分，全文共六章，形成的是六乘六的结构模式。首章叙述秦统一天下之后的形势；第二章叙述秦始皇登临泰山，大臣歌功颂德；第三章叙述朝廷对天下的治理，成就斐然。从第四章开始，依次铺陈秦始皇本人的励精图治，由当下而延伸到未来。第四章赞扬秦始皇的夙兴夜寐，勤于政事，治国务本；第五章讲述天下秩序井然，男女顺理，大臣各奉其职。对于第六章的“昭隔内外”，裴骃集解引徐广说：“‘隔’，一作‘融’。”[4]244这里所说的“昭隔内外”，指的是加强宫廷管理，严格内外之别，也就是《国语·吴语》所说的“内政无出，外政无入。”韦昭注：“内政，妇职。外政，国事。”[5]623泰山刻石文最后一段将叙事的重点从外政国事转向宫廷内政，延伸到子孙后代，表达秦始皇的子孙后代传之万世、永为天子的愿望。泰山刻石文按照每章六句进行划分，全文按照时空顺序进行叙事，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各章作为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均能实现形式结构系统与语义结构系统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