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回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也是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但谁也不曾料到，自中国递交复关申请起，入世谈判由于逐步被"政治化"以及谈判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一谈就是15个春秋，用朱基总理的话讲，"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
2001年11月10日晚，卡塔尔首都多哈。随着一声槌响，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被WTO所接纳。然而，中国入世谈判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艰辛？长达15年的谈判究竟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交锋、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哪些难以忘怀的场面？多年来一直跟随中国入世谈判的权威记者雯子应约特意为本刊精心采写的这篇史诗式的独家报告，无疑是新年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厚礼--
在瑞士西南部的日内瓦城，横卧着一座清澈如月的湖泊--莱蒙湖，又称日内瓦湖。看上去，此湖面积不大，波澜不惊，与欧洲众多的湖泊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里却蓄积着醇厚久远的文明底蕴，不断创造着推促人类前进的伟大动力。
千百年来，莱蒙湖始终是智者的天堂。曾几何时，卢梭在湖畔漫步，拜伦在湖上泛舟，斐迪南·德在湖尽头的私宅里构思社会学著作，卡尔·马克思面对水光山色续写他那震古烁今的《资本论》……而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则在这儿上演了一场历时15年的智者对话和较量。
莱蒙湖的北岸楼舍林立，藏幽纳胜，是联合国欧洲总部和诸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这其中，有一座建筑属于昔日的关贸总协定（GATT）、今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有两扇不太高大但挺厚重的正门，是用加拿大原木制成。一些人说门很好推，一些人却说门很难推，关键在于开关的诀窍。近15年，莱蒙湖见证了一群执著的中国人在用力叩击这两扇门。有一天，在又一次的碰撞与磨合中，门被不知不觉地推开了--
通过中国入世决定的那个晚上，龙永图破天荒系了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他是幸运的，因为能够梦想成真的官员并不多。
2001年11月10日晚，卡塔尔首都多哈。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当地时间18点36分，在多哈最豪华的喜来登饭店萨尔瓦大厅，随着一声槌响，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被WTO所接纳！
此刻，在与多哈有5个小时之差的中国，很多普通人并未守候在电视机前，而是像往常一样进入梦乡。毕竟，入世不同于申奥，没有那最后一秒的扣人心弦，没有谜底解开后的畅饮放歌，全世界无非在接受一个早就知道的结果，只是，这结果因为包含了太多的感慨而显得有些沉重。
夜里零点左右，给北京的报社发完稿，我乘车返回距喜来登几公里之遥的莫文匹克饭店，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的大部分成员都住在这家饭店。月色下的海湾宁静如旧，西亚特有的燥热已随夜风消散，路旁的华灯折射着这座石油之都的光芒。作为中国入世"一槌定音"的现场见证人之一，我逐渐从持续了一晚的职业亢奋中醒过来。
回到房间，犹豫良久，我拨通了喜来登的总机，请对方转接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房间："对不起，龙部长，打扰了，祝贺您！"
"有什么好祝贺的，哎呀，你真是，都几点了？"电话那头传来他疲倦的声音。
"今天对您、对中国都是个特别的日子，真心地恭喜您。刚才在会场我注意到您破例系了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恐怕这不是个巧合吧？"与龙认识近10年，他一向偏爱素色。"嗯，它确实代表我的心情。谢谢你！"龙的语气恢复了常态。
在当晚那历史性的瞬间，身为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灵魂人物的龙永图静静地坐在萨尔瓦厅第一排，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靠后的观察员席位换到了WTO最抢眼的席位。面对全场的热烈鼓掌和其他成员的祝辞，龙永图依然不动声色，默默无言，谁也猜不透他的心底是风平浪止或是惊涛澎湃。龙永图是幸运的，古往今来，甘愿为国效力的官员数不尽，而能够梦想成真的官员并不多。
15年，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实在是极短的一瞬，而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15年来，伴着复关和入世谈判桌上的硝烟，中国在其现代化、市场化之旅中经历了数次的悲喜浮沉。我们无法断定有多少人会为中国入世欢笑或落泪、迷惘或憧憬，我们也无法量化预测WTO将给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利与弊、得与失，但是，站在WTO的门槛上，也许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那曾经的重重心结，检视一遍这15年的风雨足迹：中国为什么要入世？入世谈判为什么如此艰难？15年里，有哪些事、哪些人值得镌刻于岁月的长卷？
中国几十次派遣庞大的代表团去日内瓦谈判，只是为了在一座灰色旧楼里拥有一张褪色发白的椅子？
不知是否天意，2000年5月19日，我从瑞士洛桑到达日内瓦。当地旅游局一位官员告诉我，就在几小时前，中国与欧盟签署了中国入世双边协议。这消息让我进餐时多要了两份甜点。而大约半年前即1999年11月15日，我有幸现场目睹了中美最后一轮有关中国入世的谈判。此时，我很清楚，中国入世双边谈判的最主要障碍已经扫除了。尽管是去考察瑞士旅游业发展，我还是向主人提出想看一看WTO总部，理由很直接：我跟踪报道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多年。
这个请求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我走进莱蒙湖畔那座不起眼的灰色旧楼，抚摸着一排排褪色发白的坐椅，竟有一丝片刻的恍惚：自1986年始，中国几十次派遣庞大的代表团来此谈判，并且每前行一步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就为了在这样平淡无奇的老建筑里拥有一把椅子？
现实却是，这座旧楼所代表的机构是当今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之一。WTO前身为关贸总协定（GATT），它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人们沐浴了血与火的洗礼后痛定思痛的结晶。
GATT是全球最具广泛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主要职能有三：制定并监督执行国际经贸规则；组织各成员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建立成员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被喻为"经济联合国"。1947年10月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23个参加国随后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关税谈判，达成了123个削减关税的协议。因美国政府一心争夺对外政策主导权，关于国际贸易组织的提案没能在国会通过，这一计划随即夭折。
不过，原本作为国际贸易组织一部分的关贸总协定作为政府间协议，不需国会批准，因此保留下来，临时适用。这一"临时"，就是近半个世纪。从1948年到1979年，GATT共组织了7轮谈判，使缔约国关税水平降低了28％。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
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初期，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重现，以自由贸易为目标的GATT体制受到了严重威胁。
沈觉人的8人代表团让西方颇感意外。坎特说："美国拒绝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萨瑟兰顿时脸色煞白。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倡议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孰料"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经过3年的酝酿和筹备，GATT决定召开缔约方部长级大会，正式发动第八轮谈判。会址确定为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因此这轮谈判也被称为乌拉圭回合。
1986年9月15日至20日，90个缔约方的2000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出现了由中国经贸部部长助理沈觉人带领的一个8人代表团，让西方媒体颇有些意外。会议通过宣言：决心制止和扭转保护主义，消除贸易扭曲现象；决心维护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促进关贸总协定的目标；决心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具有生命力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
还不是缔约方的中国，能否实质性地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呢？大会主席、乌拉圭外长伊格莱西雅斯申明："所有新一轮的参加者有权参加所有问题的所有谈判。"这样，中国以全面参加方的身份参加了整个乌拉圭回合。
乌拉圭回合规模空前，触角伸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长期游离在GATT之外的农产品贸易和纺织品贸易也开始回归总体贸易自由化体系。
1993年底，GATT总干事萨瑟兰敲响手中的木槌，长达7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结束。
翌年4月15日，该回合各参加方再次聚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轮到美国代表坎特时，他走上主席台与GATT总干事萨瑟兰握手寒暄，突然，坎特神情严肃地对萨瑟兰说："我通知你，美国拒绝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萨瑟兰顿时脸色煞白，坎特转而哈哈大笑，告诉对方自己只不过开了个玩笑。
这一天，中国也以新一轮谈判全面参加方的身份，由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代表政府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上签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GATT对世界贸易都是功不可没。几十年来，GATT的组织构成也由单纯的"富国俱乐部"演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1994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降至4％，发展中国家则从50％降至14％左右。1995年1月1日，WTO诞生。GATT消逝了，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得靠外力推动，入世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穆尔说："中国20年前就该加入我们了。"
毋庸讳言，近20年来尤其是冷战之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加快，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绝大多数国家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但都相继选定了市场经济之路，并纷纷投身于新技术革命。跨国公司打破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信息技术、知识经济日新月异，大大缩小了时空距离，你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拥抱世界。WTO奉市场经济为圭臬，在推进全球化中扮演着主角。80年代中期以来，是否参加GATT和WTO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衡量一国是否负责任地加入国际社会、该国经济是否与世界经济衔接的重要尺度。目前，WTO140多个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投资额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量的80％。获得WTO的一个席位，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
中国需要WTO。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益和风险上并不均等，但发展中国家若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就只能永远落后，被动挨打。目前，中国在诸多领域已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但因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不得不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济关系，这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打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比如，中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出口国，却受"多种纤维协定"下主要进口国的配额限制，竞争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又如，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是中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但不少发达国家将中国视同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第三国价格对我出口产品予以反倾销调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加盟WTO，中国不仅享有品尝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能够参加制定有关游戏规则，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把握主动权，并且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战中占据有利位势。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回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得靠外力的推动。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也是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所以有人曾指出，入世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当然，WTO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占世界1／4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值均跃居世界第七位，吸收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其中，与WTO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90％，来华落户的跨国公司多来自于WTO成员。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世界给中国投了票；中国还成功主办了APEC年会，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尊重。显然，没有中国加入，WTO将有失完整，不能真正体现其世界性。入世后，中国巨大的需求潜力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为全球提供一个最诱人的大市场，这是中国将要对人类作出的突出贡献。据初步估算，"十五"期间，中国将进口约1．4万亿美元的设备、技术和产品，这会给各国工商界创造无限的赚钱机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去年在敦促国会尽早批准中美入世双边协议时大声疾呼："不让中国入世，你们将后悔20年！"WTO几任总干事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的意愿：WTO亟需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和平衡，历史交付了中国这一使命。2000年2月18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一个套间，现任WTO总干事迈克·穆尔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坦言："中国20年前就该加入我们了，我和我的办公室愿为此提供最大帮助。"紧接着，他专门飞了一趟华盛顿，游说国会山的议员们。2001年11月10日晚，当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会议通过中国入世决定后向穆尔致谢时，这位即将卸任的老人眼中分明泪光闪动。我想起他对我讲的一句话："退休后回忆为中国入世做过的事情，我会感到骄傲。"
为什么是"复关"而不是"入关"？半个世纪前台湾退出关贸总协定的原因，一直是个谜。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酝酿、准备复关事宜；
第二阶段从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
事实上，中国与关贸总协定有着深久的渊源。
在入世谈判之前，中国称谈判是"复关"而不是"入关"，即恢复中国在GATT中缔约国地位。那么，所谓的"恢复"从何谈起呢？
GATT是从1948年开始临时适用的，当年4月21日，彼时的蒋介石政府签署了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成为GATT23个创始成员之一。
此后不久，政局天翻地覆，新中国成立。
毛泽东政府宣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蒋介石集团根本无权代表中国。旧中国签署的的一切国际协定均需要重新审议，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承认。但在美国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和很多国际机构包括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席位仍然被台湾当局非法占据着。
但是，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由其"联合国常驻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按《临时适用议定书》第5款的规定退出GATT。次日，联合国函告GATT执行秘书（1965年3月改称"总干事"），称已答复台湾"外交部长"退出并自1950年5月5日起生效，并用电报形式向其他缔约国政府作了通报。
台湾为什么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始终是个众说纷纭的谜。
旅居美国的关贸老专家时钟策生前曾道出原委：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疏远台湾，与其承受被驱之结局，倒不如主动退出在面子上更好看；同时由于台湾对大陆失去控制，无法履行总协定规定的义务，而且台湾当时尚无大量工业品出口，总协定降税对台无实际意义。但关键的原因是美国施加了压力，美国担心新中国利用台湾留在总协定中的席位，获取其他国家关税减让的好处。这纯属杞人忧天，当时新中国的贸易额微不足道，而且主要是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不管怎样，台湾是秉承了美国的旨意，退出了关贸总协定。
台湾退出后不久，GATT在拟定《托奎议定书草案》的缔约方名单中删掉了中国。捷克等与新中国友好的国家立即表示怀疑台湾退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这一除名表示异议，并建议询问北京对总协定的态度。在第五届缔约方大会上，捷克代表同意把前言部分中的缔约方名单全部删除，但认为可以补充一个注解，说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确定其对总协定的立场。英国当时对这一退出的有效性也有保留，在其正式出版的总协定文本中也有一条上述内容的脚注。1951年7月27日捷克就美国撤销与中国政府的减让一事在总协定内散发了一份通函，声明捷克不承认中国退出总协定的通知有效，美国撤销同中国的减让是非法的。
1965年1月21日，台湾提出观察总协定缔约方大会的申请，同年3月召开的第22届缔约大会讨论了这一问题。捷克、瑞典、英国、荷兰、丹麦、挪威、南斯拉夫、埃及、波兰、印尼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声明，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和古巴反对台湾派观察员。会议主席指出，签署哈瓦那会议最后文件的缔约方在退出之后又希望派观察员参加总协定会议的有黎巴嫩、叙利亚和利比里亚三国为先例。此外，全体缔约方一直遵循《哈瓦那宪章》第86条所体现的政策，即在根本性政治问题上，避免以任何方式作出裁决，而是根据联合国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行事。全体缔约方允许台湾作为缔约方大会观察员并不损害各缔约方或个别缔约方对承认该政府的立场。执行秘书还根据联合国法律司的意见指出，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与该组织其他成员对该政府的承认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他还引述了联合国秘书长1950年3月9日提交安理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的一种得以遵守的惯例，即成员国可以投票接纳一个它没有承认或没有外交关系的政府，而这种投票并不意味着承认或准备建立外交关系。虽然有一些国家反对和表示异议，但全体缔约方依照议事规定和总协定以及联合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惯例，同意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方大会。1968年3月29日台湾还出席了选举GATT总干事奥利弗·朗的国际贸易组织筹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
假设2758号决议通过后中国就申请复关，会否比以后少一点阻碍？"你是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怎么可以合作呢？"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著名的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会场开怀大笑的镜头成为新闻摄影史上的经典。接着，中国在其它国际组织的席位很快被恢复了。
然而，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仍然空缺着。
20多年后，当中国复关谈判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人们一度感到困惑：假设2758号决议通过后不久，中国马上就提出复关申请，借助当时的形势，是否会比以后少一点阻碍和波折？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七十年代初的中国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和变幻莫测的冷战态势，仍在实行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对外贸易高度垄断，外商投资更是零。而关贸总协定要求开放市场，让外国产品最大限度地进入。双方的距离差之千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季崇威对我讲述过这么一件事：七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参观福特公司时，对方提出愿意与中国合资办企业。中方官员却吓出一身冷汗：你是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怎么可以合作呢？
观念和体制上的南辕北辙，使中国与GATT第一次失之交臂。
1971年11月16日GATT举行的第27届缔约方大会做出决定，"中华民国"不再享有缔约方大会的观察员地位。随后，台湾代表声明对其观察员地位的任何否认是不公正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对全体缔约方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出强烈抗议。但已于事无补。
虽然复关时机并不成熟，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并未完全忽视这个机构的存在。
1971年11月18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研究3个问题：1、对关贸总协定的看法；2、对这个组织我们持什么态度；3、中方如何表态。
同年11月底，外交部和外贸部向国务院提出了"暂缓参加"的建议。
长久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各阶层对开放问题讳莫如深，在七十年代末以前这几乎是个严禁涉足的"雷区"。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也不例外，1959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报告的题目赫然写着："《关贸总协定是帝国主义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很多中国人对于开放持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观点：赞成抽象的对外开放，反对具体的对外开放；赞成长远的对外开放，反对眼前的对外开放；赞成别的部门的对外开放，反对自己部门的对外开放，甚至将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对立起来。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发展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世界，对外贸易不再仅仅是调剂余缺换取外汇的手段，而成为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通行惯例和游戏规则，是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GATT似乎不再是事不关己和遥不可及了，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话题逐渐提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1980年8月4日，中国应邀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参加选举了总干事邓克尔。这是因为当年中国是监督国际贸易组织建立临委会的18个成员国之一。国际贸易组织虽然夭折，但这个临委会执委会在法律上并未消失，选举临时适用的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就是其职责之一。后来选举下一任GATT总干事萨瑟兰和WTO首任总干事鲁杰罗时中国也都参加了。
1982年11月，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GATT第38届缔约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卜昭敏会见了总干事邓克尔。这是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第一次对话。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请示》。坚冰，总算开始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