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现场
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出首届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9月23-25日，在南京召开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次院士全体大会。23日上午十点，开幕式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中研院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院士都佩戴着由人文组院士梁思成设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正方形合金徽章，并获得由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当选证书。
来宾有蒋介石、张伯苓、贾景德、吴鼎昌、刘哲、顾毓琇、何应钦、石志泉、吴贻芳、曾琦、周鸿经。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为大会主席，蒋介石首先致词（“总统训词”）。“训词”中说，作为建国的需要，希望诸君提高学术水平、流布学术成绩，提倡科学合作，与列国学院沟通其学术，为国家建设致力。蒋介石心系前方战事，根本无心在会场，宣读致词后即先行退场。其后，大会主席朱家骅致开幕词，接着是评议会秘书翁文灏致词。
在81位当选院士中，年龄最长者吴稚晖84岁，次长者张元济82岁;年纪最小的陈省身38岁，华罗庚、许宝騄39岁。参加院士大会最年长者张元济讲话。他在回顾了清末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后，呼吁停止内战，争取和平：
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张元济的讲话，社会反响强烈，天津《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致信，称道他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的发言，“正是人间正气，人民心声”。同时反省报界，说“今日中国之舆论，真可怜极矣，我们报人实惭愧万分”。张元济的讲话被多家媒体摘发，且有大肆渲染之处，随后他将讲话追忆整理成文，以《刍荛之言》成册，同时致信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请他将转送的60册分寄给院士们。
胡适作为当选院士代表在张元济之后致词，他说在看到新当选的81位院士中，有50多位到会，十分兴奋。他特别在会上提起湖南大学教授杨树达（遇夫）全家从湖南赶来开会;82岁的张元济（菊生）是商务印书馆元老，多年没有离开过上海，这次也专程赶到南京开会;余季豫是冒着被炮火袭击的危险，从北平坐飞机赶来的。为此，他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值得纪念的日子。胡适在致词的最后，特别从学术本身的传承上，说了这段话：
我们对内可尽我们鼓励的职务，可以鼓励后一辈。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
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25日下午，院士大会闭幕。
院士形色
这81人中，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李四光、茅以升、张景钺、蔡翘、秉志、杨树达、陈寅恪、汤用彤、柳翼谋、冯友兰、萧公权、周鲠生是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冯友兰、华罗庚、竺可桢、萨本栋、陈寅恪、李宗恩、张孝骞是1945年朱家骅、陈立夫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的“最优秀教授党员”。
安徽人刘文典因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在第二批部聘教授评选时败给胡小石。这事在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中有记录。
开会期间，即9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院士八十一人，安徽只有我一人。”他同时在日记中列了个“各省分配”表：
这是民国学者的地理（籍贯）分布，是民国文化教育资源、杰出人才南北地域间的差异。学术需要积累，有时三代人的努力才养育出一位学者。晚清闽粤商人下南洋，军官出湘淮（曾国藩、李鸿章军事集团），学术在东南;民国将军两湖皖川，学者出江浙赣，由此见证。江西省人口不及安徽的三分之二。在胡适的统计中，江西是紧接浙江、江苏之后，和广东、湖北并列第三。七位江西籍学者是吴有训、饶毓泰、吴学周、陈桢、胡先辅、陈寅恪、萧公权。
安徽只有胡适一人。他出生在上海川沙，病逝于台北。绩溪上庄是故乡，胡适只是在那里度过童年。只有一人的省份，还有陕西、山西，当选的分别是杨锺健、李方桂。地质学家、古生物学界杨锺健1948-1949年间曾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祖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的李方桂，出生于广州，在美国去世。他的家乡昔阳县1978年前因有“农业学大寨”而闻名世界。出生在四川省乐山沙湾的院士郭沫若1978年6月12日病逝之前，对家人有特别交代：“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因此在大寨，村民們专门为他建有“郭沫若纪念碑”。
李方桂一家与胡适有特殊的关联。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反对白话文的保守文人林纾（琴南）连续发表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其中狄莫、秦二世均影射胡适，希望有一伟丈夫——荆生（实际的徐树铮——林纾的弟子）出来镇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当社会上谣传段祺瑞的部下名将徐树铮要在景山架大炮轰击北大时，有人劝蔡元培解聘陈、胡，蔡却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并在学术上极力提携、奖掖胡适。事实上，“皖人”陈独秀、胡适之所以能在北京掀起新文化运动，也主要得势于此时“皖系”军人控制着北京政府，所谓的“安福部”的政局即是事实。陈独秀被一帮“皖系”军警抓进监狱，同时就有另一帮“皖人”参与说情营救。徐树铮并没有介入这场文化斗争，却在1925年12月30日被冯玉祥部下张之江刺杀于廊坊。之后，徐树铮的一双儿女徐道邻、徐樱，成了胡适的朋友。徐道邻为胡适派文人，徐樱嫁给了语言学家李方桂，胡适是李、徐结婚时的证婚人。如今李方桂经胡适推荐，并在人文组组长胡适主持下，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界有李方桂的传说：朱家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时，让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去劝说李方桂出任新成立的民族研究所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为此我辗转请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位老先生，欲求证此说出处，得到的答复是：经查史语所现存傅、李两先生档案，确有“设所”之议。但“三等人才”一语，则文献实不足徵。
胡焕庸1935年在《地理学报》第2期上发表《中国之人口分布》，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一腾冲一线为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他提出“瑷珲一腾冲”这一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線，线东南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生活，线西北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若从这一划线看，只有山西、陕西、四川的五位院士和这线有关联，且不全是在线的西北。
胡适的好友丁文江，在1923年1月《科学》第8卷第1期上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梁启超1924年6月在《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刊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可惜的是，两位关注文化地理的学人，无法看到民国学者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若健在，定是当之无愧的院士。特别是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成（美术史）、梁思永（考古）当选，梁门两院士。即便是梁启超健在的话，自己不当选也高兴，他也许会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甚至会续写出一篇新的《民国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家兄弟在美国分别学习建筑学、考古学，最后从哈佛大学回国服务。梁思成以中国古代建筑发掘、研究、保护闻名于世;梁思永则是继安阳小屯发掘甲骨文之后，在小屯西北五里之外主持发掘侯家庄最大商代墓葬区的功臣，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36年在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年纪念大会上公开表彰。抗战期间，梁家兄弟随各自的研究所辗转迁徙到大西南宜宾李庄，却陷入贫困和疾病的缠绕（梁思成夫人林徽因结核病卧床，梁思永肺病三期），难以生存。关键时刻，傅斯年给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写信，请求为林徽因申请“科学研究补助”。更甚者，傅斯年又专门致信蒋介石为梁思成、梁思永申请“救济”。梁家兄弟不负众望，1948年院士选举时，同时入选。这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誉，背后有许多人在为之操劳。
名门之后，传奇还在继续。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1949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为著名的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而使梁家兄弟一门三院士。
81位院士中，从第一位去世到最后一位去世的时间差正好是60年。第一位去世的是萨本栋，他1902年出生，1949年去世，只活了47岁。最后一位去世的是贝时璋，他1903年出生，2009年去世，活了106岁，是院士中最长寿者。先后留学德国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贝时璋，是制定毛泽东遗体保存特殊方案的主要参与者。
81位院士中，数理组的叶企孙献身科学，终生未娶，被后人视为培养科学家最多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性格独异，独身终老。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