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教授马洗繁传略

主任是与马洗繁同乡的卢郁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其他主要干部也都是新中社员。马洗繁对学院各项工作抓得很紧，常常亲自给学员讲课。后来，他认为培养干部比做秘书长更加重要，遂在半年后辞去秘书长职务，专心做训政学院院长的工作。

出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北伐胜利以后，以马洗繁和童冠贤为首的新中革命青年社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冲突。当时，蒋介石为实行独裁统治，竭力谋求集党、政、军权于一身。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突然规定与会代表不再选举产生，而由中央指定。蒋的这种做法招致国民党左派强烈反对，新中社率先喊出“拥护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天津市和河北省党部拒绝这一规定，坚持选举代表出席大会。后来，在出席国民党三大时，他们得知“钦定”的代表仍占多数，感到异常气愤。会上，蒋介石大搞独裁，指令陈立夫、陈果夫二人把持会议，排斥异己。开会第二天，以新中社为首的反对派代表起而抗争，集体退出会场。就此，马洗繁和童冠贤以及他们领导的新中社开始与蒋介石结怨。

1929年5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北上视察。当时，河北、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均为新中社掌控，事先做出布置，结果在蒋介石路过天津时，竟无一人到车站迎送。到北京后，蒋又电话通知，在北京饭店召见天津的全体执委。全体执委在北京饭店见到蒋介石，也不起立，也没人作声，都是一脸冰冷，使得蒋十分尴尬。蒋受到如此“冷场”，一回到南京便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撤销原有执委们的职务；接着又于当年9月强迫解散国民党内的派系，新中社也被迫登报声明，宣布解散。对于马洗繁和童冠贤这两个“领头人”，蒋介石也没有放过，以“派遣出国考察”为名，行放逐海外之实，逼迫两人辞职前往英国。不想，这正好遂了马洗繁多年未竟的夙愿，便乘机与童冠贤直接进入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投师拉斯基教授做研究生，潜心求索民主社会主义真谛。蒋介石为笼络人心，馈赠2000银圆给马洗繁作旅费，而马毫不领情，全数退回。

从1930年1月到1932年初，马洗繁在英国伦敦完成学业，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32年3月回国。时南京市政府正在聘用一批专家担任各机构负责人，马洗繁受聘出任教育局长；后因教育、社会两局合并，改任社会局局长。他一心专务教育，着手大力推进中小学建设，但陈立夫、陈果夫手下的CC分子、南京市市长石瑛不断克扣教育经费，使他仅过半年便愤然辞职。

马洗繁于1932年8月从南京市政府离任，9月即被刚刚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与马洗繁结识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罗家伦聘入校园，出任法学院院长。他在法学院开设政治学导论、地方政府、地方自治、行政管理学等课程，并把延聘精英师资放在建院首位。与此同期，他与周鲠生、高一涵、周炳琳、张奚若、萧公权、刘师舜等政治学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1936年，马洗繁将接手院长之初创设的行政研究资料室扩充为行政研究室，正式招收研究生，并编出《民国政制史》一书。1938年12月，中央大学研究院在重庆成立，马洗繁兼任法科研究所所长，领衔各指导教授，给研究生开出行政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政治制度史料研究等必修课。后来，他力主恢复一度停办的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在马洗繁担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的12年间，法学院系科由原来的3个学系发展为4个学系和1个司法组的新格局，专任教授由13人增至32人，学生也由1934年的113人达到737人，为我国法政学界培育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华。马洗繁和罗家伦同上庐山参加应变“谈话会”。当时，蒋介石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曾亲署“少将教官”聘书，两度派陈布雷亲自送给马洗繁，均被马当场拒绝。7月16日，在听取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后，马洗繁和罗家伦反复研讨战事前景及中央大学的去向，一致认定，抗日战争必会长期，迁校势在必行。而迁校之举伤筋动骨，不能一迁再迁，最好一步到位，远迁内地四川。回到南京，罗家伦面见蒋介石，陈述迁校理由并取得允准后，决定派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幹前往重庆选址。当时正值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南京吃紧，马洗繁和吴幹接到通知，当天即离宁溯江西上。抵渝之后，取得重庆大学支持，借得嘉陵江边一片山丘松林坡建校。罗家伦原本就倾向于迁校重庆，得讯后急电通知立即成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迎迁事宜。自此，马、吴二人在重庆日夜奔忙，一面组织人手制定松林坡建校方案，设计校舍房屋，落实施工队伍，购置设备建材；一面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商洽，安排运力支援中央大学将各种设备仪器、图书资料乃至航空教学用的风洞和3架飞机、医学院教学用的24具人体标本、农学院历年从世界各地苦心搜集的多头优良品种牲畜等等，全部经由长江船运入川。

1937年10月，马洗繁和吴幹将招來的1800多名施工人员按18个包工项目分队，昼夜赶工抢建新的校址。由于工期赶得很紧，可供上千学生就读与食宿的校舍，以及教职员工连同眷属的住屋，合计4000多人的教学、生活用房，仅用42天便高速建成。其时，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园已经数次落下日军炸弹，整个南京即将沦陷。马洗繁率领一支仓促组织的队伍，拼却性命创造了奇迹般的速度，使中央大学能够及时迁离险境、获得保全，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除医学院考虑与华西大学教学设备合作便利另迁成都外，其文、理、法、农、工、教育等6个学院40多个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便在松林坡新校址开学上课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即日起移驻重庆”时，“国学堂堂，多士跄跄……”的中央大学校歌，已在松林坡唱响半个多月。当时，在抗战初期迁往内地的大批高校中，以中央大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而有着为国纾难责任感的马洗繁，从登舟赴渝之日起便全身心扑在迁校选址、规划设计、开工抢建松林坡校舍之中，别妻儿，抛家舍，心无旁骛。直到中央大学在松林坡开课以后，他才托请中央大学武汉办事处的王书林教授买到船票，使逃难中途滞留汉口的妻儿得以前往重庆；而自己却再也没有返回南京，以致他留学欧美，执教北京、南京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料、授课讲义、论文著作，以及多年收藏的满架图书、唐砚宋瓷、名家字画等心爱文物，悉数未得搬迁，而尽损于日寇侵华兵燹。此亦为其认真编撰讲义、奋笔著述多年，却未多见出版的根本原因。此情此义，使得罗家伦牵情动容，在中央大学西迁告成之日，感慨万千地紧紧握着马洗繁的双手说：“洗繁兄舍家纾难，为的就是这举校西迁啊……”

最后的岁月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到达重庆。马洗繁与周恩来久别重逢后，帮助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自己当年的同学和好友、已经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于同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到中央大学演讲《第二期抗战形势》。而那次在松林坡临时礼堂（饭厅）举行的在校内外引起极大轰动的报告会，就是由他亲自主持的。后来，他在重庆又与周恩来多次交往。1942年4月，马洗繁被任命为中央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1942年7月，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各抗日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马洗繁当选为参政员。据说，马洗繁被选为参政员后，在参政会上见到周恩来，一再表示自己已经落伍，说你们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为进行合法斗争，而我基本上是吃闲饭的。周恩来则勉励他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说这也是新中学会的追求，说得马洗繁热泪盈眶。

马洗繁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感觉肺部不适，被诊断为结核菌感染。中央大学安排他到北平西山疗养，但在卢沟桥战端骤起后，他立即从北平赶回了南京。本来，肺结核病人最需要休息和营养，可在情势危殆，中央大学迁校刻不容缓之际，自小立志以身许国的马洗繁，抛家舍命组织抢建重庆松林坡校舍，极度的超负荷工作摧垮了他原已孱弱的身体，从此病情日重。国难时期医药匮缺，找不到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生活艰苦难言营养；国恨乡忧、校难家愁郁结于心，终日积郁加速了病情发展。1945年4月25日，马洗繁在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之际，终因久病不治，溘然去世，享年51岁。

抗日战争时期，马洗繁拖着久病之躯，一面领头在中央大学抵制干扰、治学育才，一面为抗日救国奔走于社会，而国民党CC派却在罗家伦离开中央大学之后，驱使政治系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公开要求学校解聘法学院院长和政治系主任，矛头直指马洗繁和他的同俦好友张汇文。到1943年春天，蒋介石宣布自任中央大学校长，马洗繁和徐悲鸿等教授齐心合力，多方抵制无果，遂萌生去意，辞掉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一切职务，退隐杨家花园家中。马洗繁病重多难，得到中央大学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时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不仅多次派人到家中看望和慰问马洗繁，并曾有意请马出任陕山监察使。

马洗繁英年早逝，在中央大学校园和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中央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等报纸都发表了马洗繁逝世的专讯。国民参政会正式备文要求批准拨发从优抚恤金，蒋介石批准从优发予抚恤金30万元，国民政府也颁发了褒扬状。徐悲鸿等生前挚友发起，于右任领衔，举办了以“筹措马洗繁子女教育基金”为名义的书画义卖展览，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谢稚柳等艺术大师纷纷献画义卖，最后筹得善款400余万元法币，用以抚养马洗繁的6个子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新中学会会友马洗繁。1959年，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向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周炳琳教授询问马洗繁的遗属情况，当得知其遗属都很好时，周恩来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并且感叹：“可惜呀！洗繁死得太早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特意发出请柬，让马洗繁的大女儿、时北京电子管厂电真空实验室主任的马骊平，去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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