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生态美学；实践观点；美的规律
摘 要： 生态美学以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生态学与美学综合性的新兴美学学科。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指导下，紧密联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克服自然主义、主观主义倾向，研究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同生共荣的“美的规律”，建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价值的生态美学。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5053207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Law of Beauty
CHEN Yude(Editorial Depart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practical view; law of beauty
Abstract: Ecological aesthetics,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cology as research objects, is a new principle of aesthetics combined with natural science, human science and aesthetics, related to human existent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ractical views, we should closely relate the realit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rganically comb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life wealth and ecological regulation, overcome the inclination of naturalism and subjectivism, study and explore the laws of beauty in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oexistence and prosperity in order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aesthe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 value.
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生态美学，是现代美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人类面对生存危机，如何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自9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不少论著问世，但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里就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问题，提出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
什么是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美学门类，首先要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才能作进一步探讨。有人把“生态”分为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提出生态美学就是研究这三种生态的学科。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态美学仅指人与自然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不仅指人与自然，而且包含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均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并表示他“更倾向于广义的生态美学，但应将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的研究放在基础的位置上。”［1］672上述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将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置于生态美学研究的基础地位。但我却倾向于生态美学研究对象是狭义的，即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脱离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关系去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而是为了防止和避免将其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化、普泛化，甚至以生态美学来涵盖整个美学领域，结果会模糊其独特的科学品格和价值取向。至于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的研究，似应由审美社会学、审美心理学、审美教育学等门类美学去承担，这样才会使生态美学研究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有利于建构起系统的科学理论来。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美学所讲的自然美的区别何在？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生态美是自然美的扩展和深化。传统美学中所讲的自然美，只是与社会美、艺术美相并列的一种审美类型，一般是把自然事物的个体或某个群落作为审美对象，在西方如康德所说的，“一种自然是一个美的事物”［2］，人对自然物合目的性的形式鉴赏判断中产生的情感愉悦，这种愉悦的对象就是自然美。我国传统美学中，也多有通过比德、拟人、移情、象征等观照方式，以把握自然事物的审美价值的，如梅、兰、竹、菊等等。如果说传统美学的自然美重在自然事物的外观形式，那么现代美学中的生态美则重在自然生态的内在规律、人的生存价值，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整体的、综合的审美效应。
生态美学随着人类宇宙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与更新，着力克服主客二分、物我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机械性，由对自然景观的眼前的、局部的直观感受和体验，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作长远的、整体的审美度量、判断，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情画意和审美规律。因此，生态美学不仅研究自然物象感性直观的静态美，更要展现其运转有序、生生不息的动态美；不仅要研究自然景观均衡、协调、多样统一的形式美，更要把握自然生态网络中彼此相因、浑然圆融的内在美；不仅要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美，更要揭示其中深层结构和进化规律的科学美。用我国古代哲人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其价值取向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则是：“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庄子•知北游》写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就是说，天地有“无言”之“大美”，圣人原本于天地之大美，即可领会、体悟“万物之理”的“道”。方东美对庄子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我们若要原天地之美，则直透之道，也就在协合宇宙，参赞化育，深体天人合一之道，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同样的创造，宣泄同样的生香活意。换句话说，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浩然创意。”［3］庄子天人合一、大化流行，充满生机活力的整体审美观认为，人要摆脱实用功利、道德理念的束缚，以“心斋”、“坐忘”的审美态度，“游心于物之初”，即可进入“至美至乐”的自由境界，这较之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自然比附道德的审美观无疑是很重要的突破。但是，他一味强调弃圣绝智、自然无为、“安之若命”，否定人的认识和实践在审美中的能动作用，则具有明显的消极、虚幻的色彩。荀子批评庄子思想“蔽于天而不知人”是非常中肯、深刻的，体现了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境界。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肯定“天有常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即自然万物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如果“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他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利用、改造自然以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他由此提出了“无伪则不能自美”的光辉思想：“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这里体现了自然物性与人工造作相统一的辩证思想。如果我们对儒道两家的自然审美观采取互补的态度，对于理解生态美学的性质是颇有启发的。
当然，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生态美学就是回归于中国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更不是西方以个人为中心、“我在故我思”的存在主义美学的翻版。生态美学的建构固然要吸取中西方传统和现代美学的思想资源，但它毕竟是当今时代全球一体化、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产物，体现了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想，它与现代诸多科学门类如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气象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特别是生态学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生态学与美学相互渗透、相互为用的综合性的美学理论形态。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4］82生态美学正是这样一门科学，它的特殊性质要求我们打破把美学视为文学艺术的世袭领地的传统观念，把科学与美学结合起来，更多地掌握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知识，认识、理解和掌握自然生态的物质形态、内在结构、运转变化的规律，才能真正揭示人与自然生态审美关系的真谛，将生态美学研究引向深入。
二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自“人猿相揖别”以来，是个恒久常新的命题。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盲目崇拜、神化自然的原始时代，依赖自然、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时代和利用科学手段支配和征服自然的工业化时代。自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脱离依附自然、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审美活动的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拓展，真的进入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的境界。宇航员在遨游太空时，眺望以星空为背景的人类生活的地球，一种无比壮丽的崇高感油然而生。这是无可否认的积极成果和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和负面效应。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弊病，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人类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唯意志论、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观念的主导和支配下，忘记了天人一体的亲和关系，把大自然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无限制地积累物质财富，以满足恶性膨胀的贪欲和自私的享受，结果造成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严重，有的物种灭绝，新的传染病流行，生态系统严重失衡，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人们处于焦虑不安、苦闷彷徨之中，产生孤独无依、丧失家园之感。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写一个孤独、倔强的老渔夫驾舟远航，不畏狂风恶浪，拼死拼活，捕捉到一条比渔船还要大的巨鲸，将它杀死绑在船尾，在返航途中却遭遇到一群又一群鲨鱼袭击，这个硬汉子虽然竭尽全力搏斗，最终巨鲸肉还是被鲨鱼吃得精光。作家通过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故事告诉人们：人不管是多么力大无比，坚强不屈，如果在同大自然较量时，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冒犯了自然的尊严，就会被打败，演出悲剧。用这个老渔夫的话说，他之所以被“打败”，“是我走得太远了”。人与自然是有机的整体，如果人要与自然为敌，以征服者自居，就是惩罚与毁灭自己。
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说：“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5］517这是对人能自觉地、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自然以实现自己需要、目的的实践活动的肯定。他又以其远见卓识告诫人们：“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5］520恩格斯告诉我们：人类既要通过实践活动开发利用自然界，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又要“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把自己看做自然的一部分，破除将人类与自然、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做到“仁民爱物”、“与物为春”，“能胜物而不伤”，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才能真正建设安全、幸福、美好的生活家园。如果我们一味追求物质利益，以消费主义态度对待自然，就会严重地影响人类精神风貌和生存状态。以研究人与自然生态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正是人类为解救生存危机、痛定思痛、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成果之一。
在起步不久的生态美学研究中，不少论者批评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想，对于消解人与自然相对立、树立与自然亲和协调的理念，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由此而产生的下面两种观念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
其一，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环境不是属人的环境，生态平衡、和谐发展是自然界自身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对于人的生存状态而言的；生态美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无关，是先于人类而存在、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如有的西方生态学者就明确地说：“物体的美是其自身价值的一个标点。……美比人的存在更早。蝴蝶和鲜花以及蜜蜂之间的配合都使我们注意到美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不管我们看到还是没有看到，都是美的。”［6］“空气、水、植物在生命维持的循环中相互协同，这本身就是美好的，并造创着美。”［7］国内有的学者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存在学”，即从人的本位回到自然本位，从实践主体再回到生态本体。“生态美是从宇宙和生命的立场，而不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的立场所获得观察的结果。”“人类仅仅只是整个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态因子。……生态美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参与的和谐的运动循环，有其自组织和自进化的规律。”［8］206这样说来，人仅仅是自然生态的一个因子，生态美的产生是由自然本身决定的，人类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并未发挥什么作用。这种观点必然会把生态美学研究引入到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老路上去。如果说，传统的生态学以研究生物与自然环境为中心内容，那么现代生态学则主要研究人类活动影响下自然生态的构成和发展规律。生态美学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完美融合的性质，决定它不能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孤立地研究自然生态的审美价值。
其二，有的论者为了论证生态美学关于人与自然万物同生共在的审美关系，反对传统美学审美主体与客观对象的关系理解为主客体关系，依据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美学的“意向性对象”、“自思对象”的理论，认为审美活动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我们知道，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所谓主体间的关系，是指人与人在交往、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系，离开人的认识、实践活动是无所谓主体性的，而“主体间性”的观点，即使不像存在主义那样，以先验的“自我”、“纯粹的主观性”为“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通过人的联想想象、隐喻的心理活动，将自己的情感意念注入、移植到客观对象中去。如辛弃疾词《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郑板桥《题画•竹石》：“非唯我爱竹石，而竹石亦爱我也。”这都不过是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借客观事物表现和确证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一个是实在的主体，一个是想象的主体，怎么建立起“主体间性”的存在关系呢？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如果我们无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混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把自然界作为人的代言人，赋予它以人的灵性、神性，就会给生态美学研究染上泛灵论和神秘主义色彩，误导人们进入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四方游戏、共存融通的虚幻、神秘的境地。
通过对上述两种生态美学观的评述，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著名论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9］3“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5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既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将人与自然统一于自然属性，无视人的社会性和能动作用，又反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统一于主观精神或绝对理念，否定自然本身的特性和运动规律。“生态中心主义”、“主体间性”的思想都未能以社会实践为中介把人与自然唯物而又辩证地统一起来，因而不可能为生态美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这说明生态美学的兴起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意味着实践美学的“走向终结”，更没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美学研究只有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才能探求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平衡的“美的规律”来。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10］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不仅不可与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想同日而语，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揭示生态环境的审美本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除了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外，还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leidend）,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但人又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4］120因此，人和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动物只是消极地、受动地按本能生存下去；而人通过生产劳动把自己“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把“受动”与“能动”统一起来。生产劳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一方面，没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没有外部的自然界，人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马克思说：“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1］167这是自然作为人的实践的客观对象来说是“受动的”。 另一方面，当人认识和掌握了自然规律，这种“受动”就转化为“能动”，“必然”就转化为“自由”。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自由自觉地运用自己智慧、技能和力量，以实现自己的主观目的和价值取向。在人类的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界不再是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力量，而成为“属人的自然”，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类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在人类历史——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4］81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失衡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自然生态本身的问题，究其实质还是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由此提出如下著名论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4“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4］75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总是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考察生态环境问题的。生产劳动的结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就是“自然界的人化”。我们从审美视角出发，探究自然界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本质统一，正是生态美学基本出发点。
那么，“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界的人化”能不能解释为自然美、生态美的问题呢？有的论者断然地回答：“从自然美来说，实践美学历来更是难以准确解释。特别是对于原始的未经人类实践的自然，更难以用‘人化自然’的观点解释。……因为，无论是经过人的实践，还是未经实践的自然，只要同人处于一种中和协调的亲和的审美状态，那么，这个‘自然’就是美的。”［1］677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提出讨论的：一是否有脱离人类的实践活动、先于人类本然存在的自然美？二是人与自然“中和协调的亲和的审美状态”是自发产生的，还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我们认为，自然美虽然与社会美、艺术美有着不同的特性，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美是向人生存的，是为人而存在的。没有人，没有人的实践活动，何谈美与不美呢？自然美同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成果，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自己的领域。其实这个问题早已有人作出了有说服力的阐释。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指出：“处于狩猎时代的原始人类，只用动物皮毛、骨骼装饰自己，从不曾用花来装饰自己，虽然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他们所以不用鲜花装饰自己，因人类的实践活动还未发展到这一步，鲜花等植物对他们还是没有“人化”的、异己的自然，不用以装饰、美化自己，并非出自个别人的好恶。当历史进入了农耕时代，鲜花等植物在生产劳动中被“人化”了，同人发生了审美关系鲜花等植物题材在装饰艺术中才“有着十分丰富的发展”。所以，格罗塞说：“从动物装潢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这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12］我们提出生态美的问题，何尝不是当今时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追求生态平衡、“诗意地棲居大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呢？！正如刘纲纪批评自然主义美论时所说的：“他们把美设想为一种根本同人类实践无关的、亘古不变的自然属性，认为在人类产生之前美就已经存在，这是一种美学上的拜物教。实际上，所谓自然美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改造了自然的产物，是人的自由在人所改造和支配了的自然界的表现。”［13］
“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开发利用自然界的结果。“自然的人化”是一个有着深刻丰富内容的哲学思想，是衡量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程度的重要历史尺度。我们不能作形而上学的、机械直观的理解。它包含着如马克思所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方面，即“客观意义的自然界”和“主观意义的自然界”的“人化”。就前者来说，“自然的人化”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人类利用劳动工具、技术手段进行直接加工、改造过自然，它直接体现着人的自由自觉创造的本质，确证自己智慧、才能和力量，因而感到自然物是美的。如植树种花、建造园林、绿化城市等。另一种自然虽未经过人的直接加工改造、没有改变它的外在形态，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的范围”越来越广阔，自然现象也不断由“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这种关系由于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结果，它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功利目的基础上，还会逐渐演变成一种审美关系。“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雨露滋润禾苗壮，万物生长靠太阳”，不仅是人的生活需要，而且具有审美价值。就“主观意义的人化”来说，人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自然躯体、生物本能、自然欲求等也要在生产劳动中“人化”，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己。马克思说：“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4］79人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摆脱动物性的贪欲和利己主义，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4］80其中当然包含着人的审美创造和欣赏的能力。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交互作用，消除外在自然的疏远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敞开了自然美、生态美的本源，使人对未经直接加工改造过的自然，也能够产生美的享受和家园之感。我们如果脱离社会实践活动，还谈什么“审美的人生”、“诗意地栖居”、“人与自然亲和的审美状态”？！黑格尔虽然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纯粹精神活动、贬低甚至否定自然美是错误的，费尔巴哈对“实践”的看法也带有形而上学的直观性，但他们却敏锐地觉察到了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黑格尔在《美学》中说：“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只有通过这种实现了的活动，人在他的环境里才成为对自己是现实的，才觉得那环境是他可以安居的家……。如果主客双方携手协作，自然的和善和人的心灵的技巧密切结合在一起，始终显现出完全的和谐，不再有互相斗争的严酷情况和依存情况，这就算达到了主客两方面的最纯粹的关系。”［14］费尔巴哈说：“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你由对象而认识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即使是离人最远的对象，只要是人的对象，也就因此而成了人的本质之显示。月亮、太阳、星星也向人呼喊认识你自己。人看着它们，并且像看着它们那样地看着它们；这就已经是它们是他自己的本质的一个证据。”［15］显然，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思想，与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有着渊源关系，批判地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把它归结为人类的生产劳动的成果，从而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诚然，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主要是讲生产劳动问题的，但人的生产劳动既为了实现生存性的物质需要，也包含着审美和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因此，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了美”的思想，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时，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并从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人能“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实践观点出发，揭示了“美的规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4］50马克思的“美的规律”、“两个尺度”的思想，从根本上阐明了：人类通过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才创造出美来。美在创造中，生态美也不例外。“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于清除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对生态美学的影响，建设科学的生态美学并未过时，仍然有着指导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界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仅不能解释自然美，甚至说：“这种功利主义观念使得人类以工业文明手段强有力地干预自然界自在的生态平衡和进化过程，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8］202这是不能成立的，事实正好相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产生，正是人的异化劳动违背“美的规律”、“两个尺度”造成的恶果。从人的“内在尺度”来说，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按照“物种的尺度”即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受到自然的惩罚，是人的“异化”与“劳动异化”的表现，而非“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物种的尺度”来说，自然界是生产劳动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对象，人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协调发展，“人在对象世界中得到肯定”，才能成为“人化了的自然界”。因此，我们认为，人在实际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在造成自身与自然环境的矛盾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而自觉地、主动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大爱无疆的胸怀，治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学、生态美学的兴起，是人类进步、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不是对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本质力量的否定，用不着对现代科学技术抛洒浪漫主义的感伤、悲观之泪。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及其审美价值的生成，实现于人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美的规律”、“两个尺度”的实践美学观，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和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生存方式，是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为生态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之，我们研究生态美学，把人与自然看作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揭示生态平衡、和谐发展的审美价值，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轻视、甚至否定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作用。大自然自发运动是生产不出生态平衡、生态美的，有时还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灾害。明代学者张介宾在《类经图翼》中讲得很好：“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矣。”人类面对违背自然规律、盲目生产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引发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忧患”而不颓丧，有“危机”而不“悲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敬畏、热爱自然，与自然平等对话，又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主动地加以保护和管理，兴利除害，益生惠民，做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治理的有机结合，一定能建造出安全、健康、幸福的家园。美学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建设和群众生活的实际，认真吸取本土文化丰厚的资源，融会贯通科学理性与诗性智慧，研究和探索生态系统发展的“美的规律”，建构起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价值的生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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