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编辑所副所长，负责编辑中小学、普通师范及南洋中小学的课本，并在抗日战争前，将这些教材逐步出版齐备。图文配合以及美观大方是编辑的基本素养，因此他书中的地图绘制得当与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可能与其对于地图的认识有关系，“地理本与年代为历史上之二大眼，本书插有地图多幅以便检查，即有因地名不多而不另插图者，亦必注明今地名，以便学者得利用现代地图以准确其对历史事实之观察。”年代是最容易明晰的，既然“地理”与“年代”同为历史的两只眼睛，那么地图自然应该是清晰可辨的。
同为初中教科书，相比之下，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的吕思勉《初中教本本国史》中的图就相形见绌了。首先从底图来看，岸线是寥寥几笔，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杭州湾等处的大致形状与实际的出入太大;黄河和长江作为主要的河流，基本是直来直去的，没有体现出走向的变化;第二，从历史要素来看，当时几个国家的区域界离“象形”还差得多。地图示意最基本的是表示区域界、国等人为界线和河流、岸线等原始地物之间的关系，原始地物就不准确，就很难再谈区域界与河流之间的关系了，这样的示意图也就不够准确了。这可能并非全是编者的责任，如今历史教科书中的地图插图都是请专业地图绘制人员绘制，在那时想必也是如此，但出版社找到的绘制人员不够得力，而吕思勉对于地图和文字的配合也没有做过高的要求。吕思勉其实也做过编辑，1919年吕思勉由谢观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助《中国医学词典》之编撰。但与曾多年专注于中小学教材出版的金兆梓相比，在对中学教材的图文配合上可能还是有些差距，毕竟吕思勉本业是做学术研究，不是专注做编辑。
经过了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教科书中地图的绘制技术逐渐完善，内容也开始比较详细了。对比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和1942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蔡丐《初中新本国史》中的两汉时期图，虽然前者为彩色，后者为黑白，但就内容取舍、详略得当、清晰程度而言，后者还是要高出不少。
抗战爆发，民族情绪高涨。历史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一部分，融入当时当下的民族情感，具有现实关照也是必然的。
由金兆梓编著新国民书社出版的初中用《新中华本国史》附有一张“中国国耻地图”，地图上用各种符号显示了势力范围线、旧有界线、现有界线，以便学生学完这些内容后进行直观地比较和认知，并用各种颜色分别标记了直辖领土、藩属领土，以及俄占领地、英占领地、日占领地、法占领地，并标上数字表示丧失年代，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记住国耻，激发爱国热情。
绘制水平趋近于今
我国设置外国历史课程是从京师同文馆开始的。京师同文馆八年制课程表中规定：第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当时使用的教材《各国史略》是杨枢和长秀翻译的，它的蓝本是欧美国家的历史教科书。
民国时期，外国史的编者有很多。1935年何炳松编撰的外国史教科书胜过了同一时代的其他外国史教科书，有文物照片、历史场景和事物的想象图、绘画图、示意说明书和地图等，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设计之丰富。在讲述到具体某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时，他集中采用典型文物或遗址的图片，或用历史场景和事物的绘画想象图，或用地图，使图片与文字的描述有机融合、相得益彰，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解。
他所编著的教科书里的地图已和2000年之前人教版书里的黑白插图水平无异。大体的轮廓表示西部地中海区域，主要的山脉、大洋、河流标示出注记，次一级的河流只在图上表示而不用注记标明，具体的图例区分希腊人、拉丁人及意大利人、伊达拉里亚人、迦太基人及腓尼基人，图名、图例、地图都在各自相应的区域内。
从清末到抗战胜利，是近代史上政权变化比较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转型期，学校教育、学科教材和历史教育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同时又遵循着自身属性，不断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向好，另一方面是同时期的出版竞争导致图书品质向好。历史地图作为历史教科书里的辅助部分，也不例外，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和细化的过程。
（本文作者单位为星球地图出版社教材中心历史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