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讳言，鲁迅与胡适不怎么和谐。鲁迅的杂文经常有讽刺胡适的字句，连“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别人说的话也曾被鲁迅拿来说事。鲁迅读的是矿路学堂之类的改良型学校，即使留学也进的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种偏于技术的学校;胡适入的是新式学堂，留学时研究的是人文学科之祖——哲学。鲁迅基本上与官方“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上过特务们的暗杀名单;胡适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经常给带头大哥提意见，但始终跟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鲁迅不时宣称要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但其思想意识却渗透着传统文化;胡适思想高度西化，有中国自由主义始祖之称。但鲁迅与胡适曾经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曾一起参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胡适想出版《尝试集》，也曾让鲁迅替他删减诗作。就算是后期两人渐行渐远，他们在做人处事上依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鲁迅与胡适都是富有亲和力的人。鲁迅有“青年导师”之称，在文学上尽力托举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作家，如桑石、巴金等人。他不止一次地或者在书信中鼓励这些人，甚至替他们荐稿、作序。要知道，当时的鲁迅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约稿很多，他能抽出时间替青年作家做这些事，足见其为人的热心。胡适呢，交往的人自然更多了，有中国的、外国的，有官员、学者，也有年轻学生，当时民国学界有点声望的人物，比如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等，几乎都是他的朋友。有人甚至这样说，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上卷无下卷，就是因为他花在应酬上的时间太多。正因为胡适富有亲和力，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
鲁迅与胡适都是将钱财看得很轻的人。鲁迅初次见到从沦陷区来的萧军、萧红，发现他们非常贫困，立即送给他20块银洋（当时的银圆购买力惊人，一块大洋可买两担米，一个保姆的月薪才三四块钱，20银圆绝非小数目）。鲁迅每年夏天还要购买些茶叶，放到内山完造的书店，让内山完造烧茶摆在店门口，供人力车夫与流浪者免费饮用。胡适对他人也经常慷慨解囊。陈之藩想去美国留学，没有学费，胡适立即资助其400大洋，让其圆了留学梦，且学有所成。林语堂早年想去美国留学，但清华大学只给了他半个名额，胡适以林语堂学成之后任教北京大学为条件，以北京大学官方的名义资助林语堂的学业，实际上，这些钱是胡适私人出的，胡适提出的所谓“条件”不过是想让林语堂心安理得接受资助而已。类似的事，胡适一生不知干过多少。
作为深受家国天下文化熏陶的中国人，鲁迅与胡适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气节。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后，鲁迅经常写文章批判当局的“软骨头”行为，强烈要求执政者进行有效反抗。胡适呢，为了救国救种，一改当初不做政府官员的初衷，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美国期间，他一边通过各种方式与美国上流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将美国总统都发展成了自己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四处演说，呼吁美国放弃心中的小九九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美国后来出动飞虎队援华，固然有宋美龄的因素，却也与胡适当年的铺垫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鲁迅与胡适异的只是性情，同的却是最本质的人性。
（摘自“游宇明凤凰网博客”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