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要真的实现事物的科学发展，非常不容易。首先在认识和理解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每年出版成千上万的论著，大多数都是在求解这个难题。许多名家的文论、演说中，也提出了不少解题高论，都在为此难题的求解献计献策。还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大概属于对某些自己不认可甚至反对的观点、策略、做法唱反调或证伪。批评、证伪，也可以是科学研究，也同样可以是为了探询科学之正理，也同样可以达成为求解这个难题出谋划策的目的。
问题之难，首先就难在对科学真义的准确把握上，即要理解科学。
科学，对今天大多数学人来说，其常识性的含义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一类的通称为理工科的课程内容，即自然科学；而语文、历史、政治、社会、德育、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被称为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由于现代自然科学(包括工程技术和所谓高新技术)的张力越来越强，魅力突显，威望无与伦比，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包括报纸杂志的文本中，包括高校的宣传材料中，“科学”的字眼随处可见。笔者随意搜集列写的，就有近百种。有段时间，“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特别引人注目。有人称其为人体科学，研究这样的问题，还曾经得到科学大师钱学森先生的支持；也有人则很反感，斥之为伪科学。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市场上，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多的是，它们真的在搅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此外，毫无科学性可言的宗教神学、风水课、神庙、迷信活动等，还有很大的流行空间，也会挡住人们认识科学的视线。
所以，虽然“科学”这个词汇现在用得非常广泛，但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很难统一认识的认识论难题。因为，任何人对它的理解，往往首先立足于他所熟悉的专业工作或学科之上，当然还和他的哲学观、价值追求有关，和他的方法论与指导思想有关。随着科学的普及、发展、深化，在哲学与社会思辨领域，还出现了科学主义、科学霸权主义等批判性的概念。此外，科学的概念确实也还有一个发展的历程，譬如现代科学就是以基因论、信息论、量子力学、相对论力学为中心而扩展开来的。但在当代社会，像笔者本人这样的大多数学人和大学里的师生，其所接受的科学教育，一般都是非常经典的，他们的科学概念大多还停留在19世纪或此前对科学的认知水平上，即使最权威、最孚众望的学者大家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也很难统一认识，特别难于统一到现代科学的概念水平上。
科学的含义太广，深与浅的认识差异又很大。因此，我们虽然都拥护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但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问题，包括对人的认识，对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发展方法的认识等，就可能干差万别。对社会的一个子域一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当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思考、提问与争论，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习，即先把“科学”作为主语来思考，然后才有可能较准确地将之转化成定语或状语。好在现在这方面可以参考的材料已有不少，如刘梦溪先生的长篇《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金尚年先生编的教材《自然哲学的演化》等。无论是把科学一词当做主语，或者视之为定语，学习都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走上科学发展轨道的先行之路。
发展，也是一个不易廓清的概念。一般说来，认识发展，首先就有一个认识发展对象存在的时空问题，即既要考虑事物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展开在时空之上的差异性，又要考虑在一定条件下的可跨越性，有时候还要考虑发展的质和量之间的相互转化与制约的关联性等。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例，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因而对其发展中的非连续性的关注与研究应当是基础性的工作。以文化的发展为例，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主要是以原始伦理精神为主导，其社会基础则是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本位制度。在宗法家族之中，家族总体的力量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而个人则是微不足道的。原始的伦理精神是以人与人之间垂直下压的、不平等的依存关系为根本特征，而与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就要以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关系为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大环境下，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处于从原始伦理精神向法治精神的转型过程中。因此，中国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重视这两种文化精神的非连续性关系以及我们面对的跨越性发展的艰巨历史使命。艰巨之处在于，既要有勇气承认两种精神存在且不相容的现实，又要找到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跨越差异的战略和策略。
中国高等教育在其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就是我们反思文化差异性的重要历史样本。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化人一直视自我为中心，极端轻视外来的所谓番邦文化，当然谈不上对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尊重，包括那里已经发展起来的民主法治精神和制度实践。他们仍旧继续强化宗法思想，强化儒家忠君、敬主及学而优则仕的治国安邦思想。我们的教育史家引以为荣的长达几千年的高等教育，还在目不旁顾地重复着这种至高无上的、极有利于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志意传承。国门被撞开以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调和没有能真正改变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北，才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改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上来。孙中山先生推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五四运动，把中国文化、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推向了真正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高等教育领域，认识中西方的连续性与差异性，特别是认识、发掘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的可跨越性优势，是科学发展的关键性主题。
具体而言，为实现跨越，政府对高等院校的治理首先需要习惯法治精神，用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处理与院校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学会放弃，放弃学校和政府之间的附属、依从关系假设，放弃政策决策中被人批评的垄断地位，重新反思不断“加强”管理的方略，努力寻求现代民主社会机构治理的普适性原则。我们经常听见关于学校自主权问题的讨论，也听见一些学校的校长抱怨自主权不够的现状，但笔者更希望看到一位为此而诉诸法律的中国大学校长。科学发展局面的形成，依靠方针政策，依靠法律文本，更需要一种奋斗、奋争乃至献身的精神，与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许多科学成果的达成一样，与许多先进的精神文化、学说思想进人社会生活一样。
在学校内部管理上，为了从被动走向自觉进而走向自为，为了激发学校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批判性地学习比较成功的先发国家的经验。董事会决策，校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校内事务，这种被称为两院制(Double Board System)的制度安排，就是一种基本的运转模式。美国高校的管理就是从殖民地时期的哈佛两院制开始的。中央政府不直接干预学校洲政府的权力也隐含在董事会之中，而不是一种独有的、可以专断的权力。这种基本构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的制度
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虽然与先发国家有所不同，但高等院校的目标追求基本一致，这是笔者主张我们可以借鉴这一模式的原因。此外，院校学术管理要容忍甚至鼓励学术自由争鸣，鼓励学术讨论的提问、批评和对批评的回应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自主创新，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师生员工教、学、研的热情。但一定要避免打着创新旗号，行恢复“上头”权威、强化“下级服从上级”管理思路之实。
在学校的办学目标上，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我们首先要弄清自己所处的时空舞台环境，明确自己的现状，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个个都建成研究型大学，或急不可耐地要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也不要急于都去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突破，并且都言必称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类型定位重学轻术，层次定位层层攀高，学科定位综合求全，目标定位世界一流，规模定位贪大恶小，面向定位好高骛远”的高校流行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产物，毫无科学性可言。要非常重视陈平原先生的忠告：“创世界一流，别订时间表!”
发展，还有一个认识发展对象的组成要素问题，以及发展中各要素的协调问题。例如，中国当代社会主要由政治、经济、文化泡括教育)等要素构成。这个社会的科学发展，首先就是这些要素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激励一反馈的无限往复的协调过程。某一要素在某一阶段的某一突破，可能会对另一些要素产生“响应”的积极效果，从而产生“自觉”的、积极的协调；也可能产生消极的效果，引发人们认识上的分歧，以至于要对各要素进行再分析、再认识，进行“被动”的协调，如对所谓大跃进式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识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协调都是达成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行动方略，即达成科学发展的方略。
所以，讨论和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首先要准确、合理地区分它的要素构成，这可以(旦不是必须)根据人们研究高等教育的习惯性思维，将高等教育区分为教育文化、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等各个方面。其中，教育文化包括教育理念、经验思想、教育方针政策等；教育制度则包括国家的权力和权力规范、方针政策导向、地方和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的权力与决策、执行、评估、督察制度等；教育内容更加广泛，但可以认为主要是课程和课堂教学问题，这是高等教育最具实质性的一个要素。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首先就是要在这些要素上协调。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又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协调发展还包括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这，诚如本文开头所述，也对高等教育科学发展问题的讨论，增加了难度。
例如，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从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来看，把握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样式，是其制订的根本性的逻辑基础。文化，自然包括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教育自身的文化或所谓大学文化。同时，还要反映、总结、提升先前的制度实践，包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科层管理模式、人事制度、内部学术组织结构模式等；还要评估已有的文化建设与教育实效，从而确定教育目标的达成、重申、革新等。在这里，政策的科学性就表现在其对高等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以及对高等教育内部各要素发展的规范与协调。
此外，讨论大学的发展，不可能无视院校之间的差异，这涉及培养目标的问题，更涉及课程设置问题、教学发展问题。科学，就是要承认差异的存在，包括学校发展阶段的差异，学科、专业分工的差异，已经有了经验基础的、可能追求某种特色的差异等。承认差异，有时甚至鼓励从差异发展特色，这也是一种协调。
找到了确切的立足基点之后，各院校在改革、创新诉求下的发展，在课程的教育和教学方面，首先要明确课程教学的目标，各类不同的院校应该有各具特色的定位；在不同的目标定位之下，确立各自的课程体系，包括致力于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致力于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以及自修、必修的课程体系等；对课程内容的把握和选取，对教学方法的探讨等等，也都要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研究，这就是教育、教学研究。我们的高等院校，应当鼓励、重视、积累这样的研究，明白无误地将之置于学校的科学研究范畴，或把我们现有的大多是致力于宏观问题、致力于文字文本积累的高教研究，逐步引向主要致力于校本研究、致力于承载普遍性的特色研究、致力于文本积累但旨在促进实践变革和反思的研究。
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从文字文本的数量看，可能早已经是世界第一。所以笔者建议，我国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要以我们既有的这些理性思辨成果为一个起始条件，努力将这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在真实的需要中，为教育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树立榜样。当然，如果这些成果的大部分，不幸真的与我们新一轮改革对不上号，那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本身，也应该在改革和坚持科学发展的视野之中。
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文明人，应当是现代大学及整个高等教育最本职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这一目标相适应，基于有明显特色的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建设，促进相应的教材与教学方法变革，促进教师现代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增进，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最能反映现代高等教育本质的、最需要科学精神的核心领域。本文无法就此进行全面的学习和研讨，也无力对各类课程的设置问题展开具体的阐述，但有两门课程可以作为必选或必修课程加以讨论。
一是道德课程的建设与发展问题。这是高等教育中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面对人们经常忧思的所谓“GDP上升，国民的道德素质滑坡”的局面，许多有远见、真心忧国忧民的学者都已经不断提示我们，国民的道德教育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这篇短短的学习文稿中，笔者无法尽录自己所知道的各种道德素质滑坡的事实和评论。但中央党校张志明教授醒酬灌顶的忠告却一直震撼着我：反观我们的国民教育，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大量的“道理”。这使他们过早就失去了率真，可到了十八九岁也未必懂得一个现代社会公民所必须懂得和遵守的“规矩”，就更别提如何对自己的社会行为负责任了。而如果主流社会阶层的国民多是无法对自己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尤其是个人私生活领域的道德行为负责的人，多是无法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人，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最危险的社会，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酿成惨剧。这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比所谓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要命得多。无论你培养了多少所谓人才，这都是国民教育最大的失败。阎张教授的文章，恰恰就点到了我们道德教育欠缺科学性的要害上。
对此，笔者建议，首先以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及“以人为本”思想为主要纲领，或许还可以包括其他内容，如王迅对“好人”的定义等，组织一些用心思考过大学道德教育问题的教师，编写一部包含现代社会人的基本道德元素的教材。然后，本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经典修身之教，施教于学生。教育的方法，主要应该是让学生和老师共同提出问题，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评论校内外道德环境、阅
读教材并进行深人的讨论。这是真正可能创新之处，至少比把《三字经》、《千字文》、《论语》之类的典籍直接让青少年背诵、牵强附会的猜测，更贴近现代民主社会人的生活。当然，这要付出许多辛苦劳动，还会经历许多反复。没有办法，要科学、要创新，只能这样。否则，就不要打这两面旗帜。
笔者建议的主导思想是，要有先进的、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首先要有人一有道德的现代人。这是包括高等教育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有序和健康发展的大前提，是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高等学校要非常重视有实效的道德课程的建设。
还有一门是科学史。应该在高等学校进行科学史的课程教学，不仅要面向理、工、医、农等学科专业的学生，而且要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专业的学生。让这些学生都能了解、把握科学与科学概念的产生、形成的轨迹，许多重大发现、重要分歧的争论与认识一致的过程，给他们展示科学本身发展的无穷性，了解社会环境和社会生产力的背景，伟人的贡献、伟人献身科学事业的品格和事迹等等。当然，还要让学生们掌握科学如何向工程技术转化，科学技术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事实，掌握如何促进思辨哲学的反思与提升，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社会生活的事实。还要让他们了解科学技术本身发展中的一些未解之谜和悖论以及一些基于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负面效应的担忧和化解的问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科学史一直是关于知识不断积累，以及科学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成功历程的记录。不过近年来科学发展面临的道德问题、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预问题、不可控制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危险性问题等，都要求对科学发展的重新评价。
这提醒我们，对科学史的教学，首先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以求实的精神对待科学史，对待科学和科学的发展。
经验已表明：学生，是大学发展的结果，校友一毕业后的学生，又是大学发展的一种独特资源。那些有德、对科学发展史也有正确认知的学生和校友，大多具有关心学校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他们必然希望母校的水平更高、成就更多、影响更大。他们的道德特质，他们的心理期望，注定他们可以帮助母校正确“修身”、合理“养性”。以此观察和推理，学校高质量的道德课程及科学史课程的教育和教学，可以积淀成为学校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这也应该是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由微观达于宏观的科学发展理念。
学习科学发展观还应当做好思想准备，即明白科学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一种新思想、新理论、新发现往往伴随着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有时某些相对正确的观点可能还会遭到压制、打击。而科学争论，又是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例如，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比之于古代的“天圆地方”不失为一种进步，但这一学说在教会的支持下，曾经长期压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使宣传“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伽利略惨遭迫害。然而哥白尼的理论后来又发展到宇宙无中心的宇宙观，太阳也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粒子，并且为世人所公认。当然，这也只是人类今天的认识能力所及，是否绝对的科学真理，还不好说。科学，确实有伟大之处；掌握科学的人，应该更伟大。科学发展观对于现代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主题。
德国教育家洪堡说过：“惟出乎其心、人乎其内的科学，能改变人的品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才具有修养身心、规范行为甚至示范生活方式的作用。这也应该是我们学习科学、学习科学发展观和研究高等教育的重要收获之一。
参考立献
[1]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一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65-266.
[2]余桂红.透析高校定位田[J]_江苏高教，2008(1).
[3]陈平原.创世界一流大学，别订时间表[N]人民日报，2011-02-22.
[4]杜作润.新一轮院校改革：问题讨论[J].复旦教育论坛，2010(1)5-7.
[5]张志明.国民教育的缺失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N].中国青年报，2007-11-19.
[6]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