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健身气功文化中间层——功理与社会机制
健身气功文化的中间层，即文化系统中的“中层结构”。与外显层相比，健身气功的中间层不是以直接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但始终与外在的表层结构相关联，制约或推动健身气功的发展。这一文化层主要包括健身气功的功理与包括传承方式、赛事制度、组织机构等在内的多种社会机制。
（一）健身气功若干功理
这里的“功理”，是指健身气功功法习练的要求、阶段以及相关健身机理的理论阐释，它与功法密切关联，但属于不同的文化层面。古往今来的导引气功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健身气功功理资料，这是中华民族馈赠世界的文化智慧。限于篇幅，这里就健身气功功理中最为突出的若干基本要求及健身机理两个方面略加叙述。
1、健身气功的基本要求
传统的导引气功在长期的实践中，有着许多十分相近甚至基本相同的原则要求，从而展现出健身气功文化的某些基本规律和特点，如在气功理论中被称为“三调”的调身、调息及调心，练功讲究时辰、季节及强调内外兼修等。这些要求并非本人刻意“规划”的结果，而是对一种长时间在一定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的抽象与概括，它不但对练功实践发生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显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
练功中的“三调”要求。练功中的“三调”即调身、调息与调心，这是气功锻炼区别于其他健身活动的显著特点。气功的姿势尽管很多，但总的是服从于祛病强身的练功目的需要。因此，身体姿势是否正确、和顺，是练功者的基本要求，犹如《遵生八笺》引《心书》指出的静功锻炼那样，练功者须“厚铺坐褥，宽解衣带，端身直脊，唇齿相着，舌柱上腭，微开其目，常视鼻端”。气功又被称之为“吐纳”。气功吐纳不同于日常一般的生理呼吸，为此，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呼吸方法，也提出了有关原则与要求。关于这一点，清人李涵虚《道窍谈》说得非常明白：“一呼一吸名曰一息，须顺其自然”，而最后达到的理想状态，即是前人十分重视的“胎息”。意念是健身气功的关键，相比较下，意念参与的“调心”要比“调身”与“调息”更为重要。调心得当，可以强身祛病，但如有闪失，则可能走火入魔。可以说，作为调心的意念，在健身气功中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传统气功中的“存想”，是指在入静的条件下，运用自我暗示设想某种形象，以集中意念，由此影响生理，从而达到保健与治病之目的。唐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调气法》云：“闭目存思，想见空中太和元气，如紫云成盖，五色分明，下入毛际，渐渐入顶，如雨初晴，云入山，透皮入肉，至骨至脑，渐渐下入腹中，四肢五脏皆受其润，如水渗入地”，宋代朱熹《调息箴》中的“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蛰。氤氲开阖，其妙无穷”与明代李时珍《奇经八脉考》中的“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等，无一不是练功过程中自我暗示的“无中立象”。总之，健身气功锻炼中的姿势、呼吸与意念，三者应协调和融。
练功中的循时要求。这里所谓的“循时要求”，是指在练功过程中须按照时辰或季节来进行。中国哲学认为，人与天地异质同构，人的生命反映天地运动的基本特点与属性，因此人的养生应法则天地，适于四时。这种思想，早在《黄帝内经》已有清晰记述，《素问·四气调神论》中谈到了顺应四季时序的养生方法。就气功而言，练功循时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气练功当分时辰。如《抱朴子》作者认为，“一日一夜有十二时”，行气应在十二时辰的前半段（即子时至午时）进行，此乃“生气”之时，行功有益于人；而后半段为“死气”，“死气之时行气，无益也。”此说在历史上的影响较为深远，如《修真十书》卷19中收录的“钟离先生八段锦”中的“子后午前作，造化合乾坤”，也同一意思。练功循时的另一个内容就是遵循四时的季节变化。练气行功应适于四季变化，滥觞于古代《黄帝内经》与《黄庭内景经》等的养生思想，至唐代女道士胡愔《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将其发展为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从而开创了宋明“四时摄养”和“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法”的先河。所谓“四时摄养”，是指包括导引练气在内的人体养生，当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规律来进行。宋明是“四时摄养”的重要时期，有关这方面的著述相当丰富，四时摄生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如《养生月览》、《保生月览》、《四时月令》及《摄生消息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二十四气导引坐功法是在四时摄养理论基础上，依据一年二十四节气变化来进行锻炼的具体健身功法，其特点正如清人俞正燮的《癸已存稿》中所言是“以时行功，以经治病”。
练功中的内外兼修要求。内外兼修是传统气功的又一个基本要求，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内外之养周备，则不求生而久生，无期寿而寿长也”，《黄帝内经·素问》所注的这句话表明，假如人的身体从内到外都保养很好，就能长生。文中所谓的“内”，是指人体的内环境系统，包括精神、脏腑、经脉、血气等；“外”是指人的形体与运动能力等。其实质，就是通过气功锻炼来提高人体内部精神、脏腑、血脉等内环境系统水平，进而促进人的整体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这一特点与现代体育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体育更注重提高人体的运动能力和外在形体，相比之下，中国健身气功鲜有将人的肌肉力量与运动能力作为追求，而是将如何提高人体内部的生理水平和心理水平作为其首要目标。这正是导引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之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内外兼修的“内”，在古代道德文化影响下，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伦理内容。如隋代高僧智顗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明确提出坐禅修炼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思想，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也认为养生者当“性自为善”，如“德行不克，纵服至液金丹，未能延寿”，明代高濂直接将属于个人品行修养的“自慎”作为养生服气之道“第一事”。〔1〕纵观传统气功史，无论是儒家、佛教抑或道教，都十分强调对道德情操的修炼，“养德养生非二事”，这也是张百端《悟真篇》中强调的“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2〕然而，对于练功者来说究竟有哪些道德要求呢？我们不妨以《修真十书》卷7中的“垂世八宝”为例。所谓“垂世八宝”，即“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字。显然，前四字是对己修身而言，故有注曰“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后四字是对接人待物而言，故有注曰“接人以此，恕咎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