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中国半点赢的机会都没有

后勤保障之差，军舰装备陈旧、修缮不济、弹药奇缺和弹药质量低劣等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更致命的是连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比如1889年4月据丁汝昌披露：“经发交定远五吨，到威过磅，仅三吨有奇，数目甚为悬绝。”供应北洋海军的煤炭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到急用之时，往往久催不到。1894年6月底，朝鲜半岛正紧张备战之时，需煤甚切，丁汝昌竟收到电报称“矿局下次实难送煤”。矿局不仅不向朝鲜送煤，连威海基地的煤也供应不足。甚至到了8月24日中日战争早已爆发，丁汝昌还要向煤矿发电报催煤。

北洋海军的软件建设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再讲软件建设，也就是人才的培养。甲午海战中，许多中方将领、士兵战死，后世多慷慨赋予其“民族英雄”的璀璨光环。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战死的将领和士兵，有一部分不能算合格的近代海军人才。

而日本着力培养海军人才30年，至甲午时已是人才济济。早在1855年10月，日本就在长崎设立了海军传习所，并将“观光丸”作为训练船，聘请23个荷兰海军官兵为教习，培养日本自己的海军人才。到了1859年，日人已经可以操纵任何类型的船只而不用外人之助。该传习所培养出了日本第一批海军人才。1863年幕府又在神户设立一个操练所，这里培养出了日后的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外相陆奥宗光等人才。明治维新开始后，1869年特在东京设立一个海军训练所（次年改称为海军兵学寮），航海、轮机、操炮等教习都从英美聘请，共计有34人，此所培养出了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近藤真琴及东乡平八郎等人。海军军官教育之外，日本还成立了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1871年10月），招募青年人学训练。为了扩大水手兵源，日本于1873年命各镇守府设置训练所，负责新兵教育工作。在海军留学方面，日本在1862年就已经开始已派遣海军学生留学荷兰；1871年更是派遣海军学生16人前往英、美海军学习，而东乡平八郎即系此次留英学生之一。集30多年的海军培养之功，甲午之时日本海军已经是人才济济了。

反观中国的海军人才培养，则要迟缓得多，也拘束得多。直到1866年，中国才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福州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比日本晚了11年。至于海军留学，中国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直到1877年才得以成行，比日本晚了14年。

这十多年的差距对中国海军建设的影响是致命的，最明显的是，与同时期的日本海军相比，李鸿章选拔海军人才时要为难很多。

一来是没有合适的高级海军将领：原有的湘军水师和广东水师只知江河湖泊水战，不知海战为何物。不得已，李鸿章只能选拔陆军出身对海军完全不了解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不可否认，李鸿章选择丁汝昌是因为他乃是淮军旧部，对其言听计从。但中国洞开国门40多年后仍然没有熟悉现代海战的可用将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来，李鸿章不得不过于依赖貌似“专业”，但历练太浅缺乏实战经验的海军留学生刘步蟾等人，让他们一回国就担任“定远”“镇远”等主力战舰的舰长职位，并给予他们相当于“少将”军衔的总兵官阶，此后将近十年未曾变动过他们的职位。而相形之下，比刘步蟾早6年留学英国的东乡平八郎则没那么“幸运”，他在回国后经过八艘各式战舰、陆海军多个职位的磨练，到甲午战前也不过是个大佐而已。相较两人功绩，刘步蟾终是没成大器。而东乡不但参加了甲午海戰，更是在日俄战争中一战成名。难怪马幼垣先生诟病北洋舰队的用人制度说：“北洋订购英、德两国的七艘‘远’字号巡洋舰，自来华至甲午启衅，全都是由同一人始终任管带。连同早前购自英国的姊妹巡洋舰‘超勇’、‘扬威’，亦长期没有更换管带。这是在世界海军史上绝无可能找到另外一例的长期自杀性行动。说此举无异自杀，因为这样的一支舰队必定迟钝不前，暮气消沉”——职位长期固结，人才上升渠道堵死，自然只能是暮气沉沉。

更要命的是，李鸿章所任用的丁汝昌、刘步蟾之流，都是长期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上行下效，整个北洋海军吞云吐雾不亦乐乎，李锡亭在《清末海军见闻录》里说：“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严复，当时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也是一刻不能离开鸦片，其师如此，学生不问可知。丁汝昌、刘步蟾后来战败自杀，就是“仰药”，吞了随身携带的鸦片而死。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杀，被黄遵宪讥讽“已降复死死为谁？”倒是马吉芬颇能理解丁的处境：“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至于刘步蟾，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他是被部下所逼，才吞鸦片自杀的，自杀后曾屡次求救：“总兵刘氏尝凄然自夸，谓虽受西方教育，仍守中国礼教，苟丧舰，将自裁。是时舰已丧；其僚属予彼一二日之宽限，以处决其自身之事，并请彼于就义之前，预相通知，俾往致最后之敬礼。故此不幸之可怜虫实被迫而吞鸦片，然吞后立使召克尔克来救，如是者屡。其后一次，克尔克方开始为一伤兵割治，问予曰，‘泰莱，君能代毕此事否？’予答曰，‘予无意试此，君宜先尽对此人之责任，事毕乃赴总兵处可也。’此次克尔克至已晚，而刘君之苦难毕矣。”

一群瘾君子统帅的北洋海军，当甲午开战时，其训练已荒废了四年之久，丝毫不会使人奇怪。在1890年之前，由于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治军严格，所以北洋海军训练和军纪都还过得去。然而在1890年左翼总兵刘步蟾和右翼总兵林泰借“香港升旗事件”，挤走琅威理之后，北洋海军开始风纪转坏，训练渐弛。据时任“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深的报告说：“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章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据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甲午战前的北洋海军情形是：“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训练荒废四年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决定命运的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国海军的命中率天差地别。北洋海军诸舰除“济远”因先逃跑而仅中弹十五发外，其余“定远”中弹159发、“镇远”200发、“来远”225发、“靖远”110发，而被击沉的五舰（“致远”等）每艘中弹不下200发。日方舰只不仅没有被击沉，受伤最烈的“赤城”不过中弹30发，其次的“比睿”23发、“神松岛”13发。北洋海军的命中率之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此外，据游战洪在《北洋海军作战失利的技术因素分析》一文中介绍，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12英寸口径舰炮发射了197发钢弹，只有10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482发炮弹，竟然只有58发炮弹击中日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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