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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金铜佛造像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出土文物看，其典型的U字形衣纹值得我们去追溯其源流，最早从印度笈多艺术中的秣菟罗中发展过来，这个十分有意义的发现，对研究佛教的南传路线有更好的阐释。
关键词：印度 笈多式秣菟罗造像系统 中国东晋十六国 U字形衣纹金铜佛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金铜佛在人们的佛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工艺精湛、纹饰绚丽、造型优美、面目慈悲的造像精品所具有的独特的庄严与神秘感，也总能给人一种心灵上的抚慰，并有着其他艺术品难以比拟和替代的价值。金铜佛即鎏金铜制佛造像，文献与造像镌铭中见有“金铜像”，更多则名为“金像”。在现在的学术界也将未鎏金铜像或铁像纳入金铜佛的范围。
金铜佛造像是佛教艺术中重要的一种，起始与汉魏两晋时期，在南北朝得到快速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造像的鼎盛时代。
一、印度早期U字形衣纹起源探究及对中国佛像衣纹影响的研究
当时的佛教造像中心有两个地区。这就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和南传系统的主要源点——中印度的秣菟罗。两个系统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健陀罗系统，表现手法极为详尽，披衣的衣纹皱都是有一个个起伏的石面组成。富于写实性，显得厚重而有毛料的质感，而秣菟罗造像则不然、初期右袒佛像的衣纹好像直接在裸体像上画的线、显得胸脯饱满颇有精神，至2世纪后期.那种通肩式坐像虽然衣服不似前期紧贴肉身。但衣纹以刻画的线条为主要特点。这种线条衣纹形式为稍后的笈多艺术所继承。笈多式佛像不仅影响了印度波罗王朝的佛像造型，而且影响了中亚、中国、南亚与东南亚诸国的佛教艺术。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人文，笈多式佛像对中国、南亚与东南亚诸国的影响，比犍陀罗佛像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犍陀罗佛像影响的范围主要在中亚地区，笈多式佛像影响的范围扩大到从中亚至中国、南亚与东南亚诸国。就笈多式佛像的两大样式而言，中亚与中国更多地受到“薄衣贴身”的笈多秣菟罗样式的“湿衣佛像”的影响，南亚与东南亚诸国更多地受到“轻纱透体”的笈多莎尔纳特样式的“裸体佛像”的影像。
笈多式佛像的影响大概是经由中亚逐渐向中国内地扩散。后期犍陀罗艺术中呾叉始罗与哈达等地那些古典式冥想风格的灰泥塑像，不仅代表着“非地中海的希腊主义”的复兴，大概也濡染了同时代的笈多式佛像的印度古典主义精神。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大佛像那种薄衣贴体的U字形衣纹，显然衍生笈多秣菟罗样式的佛像。笈多时代与后笈多时代中印两国僧人往来频繁，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等人赴印求法取经，带回了佛经，也带回了佛像，促进了笈多式佛像影响的传播。北齐画坛一代宗师曹仲达（约550）年前后在世），原系西域曹国人，善画“外国佛像，亡竞于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时称“曹家样”，后与唐代画家吴道子的画法并称“曹吴体法”。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中记述：“吴之笔，其势园转，二姨夫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曹仲达所画“外国佛像”的真迹已不复见，但根据“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曹衣出水”、之类描述推测，这种曹家样的外国佛像很可能就是印度笈多马图拉样式薄衣贴身的“湿衣佛像”。以曹家样为范本的雕塑铸像，想必也是秣菟罗样式的佛像。
二、早期时期中国南方佛像和北方佛像的图式特征
东汉、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金铜佛造像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铜佛造像制作大都比较简洁，坐佛像多，立佛少。佛像大都是高肉髻，有些磨光肉髻。结跏盘腿而坐，双手重叠，或者施无畏手印。大多双目下视，表情平静，有些略带微笑。服饰多为通肩大衣，纹路深刻、流畅，给人以朴实无华之感。有的整体制作，有的可以拆卸。这些特征后来成为中国佛教造像的基本定式。新疆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泥塑的一尊涅槃佛像和两尊佛陀立像残躯，紧贴身体的薄衣和棱线凸起的U字形衣纹，恐怕正是从中亚输入的印度笈多秣菟罗样式。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泥塑的佛陀立像、云冈石窟第19窟石雕的佛陀立像，那种薄衣贴体的通肩式袈裟，平行的U字形波状衣纹，更分明可以看出笈多秣菟罗样式“湿衣佛像”的英姿。响堂山石窟北齐时代薄衣贴体的佛像，大概把同时代流行的“曹衣出水”的佛像画法运用于雕塑。1987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齐佛像，也明显可以窥见笈多秣菟罗样式佛像的踪影。
三、早期U字形衣纹佛造像及出土金铜佛造像
分布状况
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施造可容纳三千人的佛寺，寺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造像，这是中国立寺造像首次见于史载。
2001年在重庆出土了纪年为东汉“延光四年”（125年）的汉墓，其出土的摇钱树干上铸有一尊佛像，佛像高肉髻、头后有硕大的横椭圆形项光，右手施无畏印，圆领坦右肩，依稀可看见三道长长的下垂的U字形衣纹。它比我国文献记载和过去出土的最早佛像要早数十至一百余年。
有纪年的单尊金铜佛造像还要以后赵建武四年（338年）的造像为准，延光四年（125年）摇钱树佛像与汉晋间其他佛教造像如摇钱树佛像、铜片线刻佛像、魂瓶佛像以及早期单尊金铜像等一起构成了单尊金铜佛造像的肇始阶段。
摇钱树佛像、铜片线刻佛像青铜佛饰摇钱树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尤以首先引发佛教造像兴起的基地——四川为中心。遍及陕西、贵州、重庆等地区。除了延光四年（125年）像，在四川自20世纪50年代于乐山发现麻浩崖墓的佛像以来，不断有新的发现，时代都集中在东汉至蜀汉间。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的摇钱树中，14件钱树树干上有浮雕的佛像。四川忠县涂井M5：62单尊佛像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双范合铸的圆雕坐佛像，高肉髻，身着通肩宽袖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着衣角，整个佛像结跏趺坐。摇钱树虽然是当时一种神话传说中神仙思想和神树崇拜的物象反映，是古人借助“神树"为天梯以求升天成仙这一信仰的具体表现，但是很有可能树干上的佛像就是以后金铜佛造像的雏形。
魂瓶是由东汉后期发展起来的五联罐演变而来，主要是指三国、西晋间制造的装饰有楼阁、人物、飞鸟、百兽等题材的陶瓷器。据统计，饰有佛教造像的魂瓶有八十余件，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等长江中下游一带。魂瓶上表现的内容大多与佛教有关。魂瓶上的佛像，一般为圆脸大眼、高螺髻、有项光、着通肩衣、禅定印，在莲座两侧配以双狮首（或龙虎首）。其基本造型，实际上是从四川彭山陶佛像发展而来。那种圆脸大眼、旋转形的螺髻、平行下弧纹阴线刻的通肩衣，尚保存印度秣菟罗造像的遗风，而吴地大规模制佛像的出现，也许受到四川一带模铸钱树佛像方法的影响。魂瓶上的很多这种佛像在我们今天看来，跟十六国时期的禅定佛像造型十分相似。
四、东晋十六国出土U字形衣纹金铜佛造像
样式源流研究
汉晋年间为金铜佛像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为墓室造像期，单尊金铜佛造像并未见多大发展。仅仅限于一些摇钱树、铜片、或近年来于邳州、郑州、铜陵等地出土的模糊的单尊金铜像。不过，金铜佛像已在模制过程中甚至开始有所创制。时至东晋，墓室佛造像风气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便是金铜佛造像的兴起。汉至西晋时期是金铜佛的萌芽阶段，经历过这段时期，才最终进入金铜佛的兴起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
东晋十六国时代，在中国的北方，先后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晋元帝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直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东晋为刘宋所取代。这一时期，史称“东晋十六国”。东晋十六国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环节。经历了汉、魏、西晋的早期传播之后，中国佛教逐渐摆脱了比附黄老等中国固有义理的窠臼，开始了独立思考、自由阐释的新阶段，迈出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南方和北方都形成了金铜佛发展的中心地区，北方主要以长安与河北临漳两大中心，南方则是以建康为核心。为下一阶段金铜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铭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最早纪年的立体金铜佛，也是唯一的一尊十六国时期有纪年的铜佛造像。该像高39.7厘米，较为高大，此像为高肉髻，呈束发状，宽额，大眼横长，着通肩式大衣，衣纹为图案化的U字形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双手于胸前作禅定印，跌坐于四方台座上。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多出于河北地区。后赵建武四年的金铜佛像就出自河北。该时期金铜佛造像基本上都是禅定佛，金铜禅定佛的流行有两方面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的北方盛行坐禅，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盛行。这种小的金铜佛像是禅观的对象或是祈福驱邪的供养佛像。这和十六国时期的石窟佛像一样，造像种类比较单纯几乎清一色是禅定佛坐像，北方禅定佛的流行和南方的佛造像也有一定的关系，早在西晋时期南方就出土了较多禅定佛造像，北方这种禅定金铜佛造像很可能是受到南方这种造型的影响。
衣饰：衣服造型均为通肩衣，都是U形衣纹。小地方不一样而已，有的在胸前略呈上大下小，或较为方正，或转折较直，或为圆滑形，衣领有窄有宽，这种样式的大衣实际上是无领的，只不过右肩向左肩搭过时自然出现的褶纹形成斜领状，但此时的小铜佛像往往将这部分处理成圆领状，有的还在上面刻有联珠纹饰。佛背后制作较精致的可看到左肩后垂下大衣的一角。一般的小佛像往往背后衣纹交代得似是而非，衣纹更加简率，可推知当时的工匠们大概对大衣的穿着法也未加深究。总的看，十六国佛像的衣纹呈现一种图案化、程序化的衣纹形式。但溯其源，这种简略而具装饰性的衣纹，看似键陀罗样式，但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从键陀罗样式的佛像变化而来的。我认为十六国金铜佛造像的衣纹受到秣菟罗造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日]东京国立博物馆.金铜佛[M].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7
[2] 季崇建.金铜佛[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
[3] 李静杰.中国金铜佛[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 刘宁.我爱收藏。金铜佛知识三十讲[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4
[5] 彭仁厚，彭燕凝.南北朝金铜佛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6] 齐成.金铜佛像诸佛.沈阳万卷出版社，2007年版
[7] 陈永靖，张浩林.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造像考略[J].东南文化，2000（03）
[8] 丁明夷.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J].文物，1984（06）
[9] 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铜佛造像研究[J].文物，2003（05）
[10] 樊万象.渤海故都上京龙泉府发现金佛[J].北方文物，1991（11）
作者简介：
苏丹，华东师范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院系：艺术研究所，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中国佛教美术史。
四、东晋十六国出土U字形衣纹金铜佛造像样式源流研究
汉晋年间为金铜佛像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为墓室造像期，单尊金铜佛造像并未见多大发展。仅仅限于一些摇钱树、铜片、或近年来于邳州、郑州、铜陵等地出土的模糊的单尊金铜像。不过，金铜佛像已在模制过程中甚至开始有所创制。时至东晋，墓室佛造像风气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便是金铜佛造像的兴起。汉至西晋时期是金铜佛的萌芽阶段，经历过这段时期，才最终进入金铜佛的兴起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
东晋十六国时代，在中国的北方，先后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晋元帝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直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东晋为刘宋所取代。这一时期，史称“东晋十六国”。东晋十六国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环节。经历了汉、魏、西晋的早期传播之后，中国佛教逐渐摆脱了比附黄老等中国固有义理的窠臼，开始了独立思考、自由阐释的新阶段，迈出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南方和北方都形成了金铜佛发展的中心地区，北方主要以长安与河北临漳两大中心，南方则是以建康为核心。为下一阶段金铜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铭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最早纪年的立体金铜佛，也是唯一的一尊十六国时期有纪年的铜佛造像。该像高39.7厘米，较为高大，此像为高肉髻，呈束发状，宽额，大眼横长，着通肩式大衣，衣纹为图案化的U字形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双手于胸前作禅定印，跌坐于四方台座上。
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多出于河北地区。后赵建武四年的金铜佛像就出自河北。该时期金铜佛造像基本上都是禅定佛，金铜禅定佛的流行有两方面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的北方盛行坐禅，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盛行。这种小的金铜佛像是禅观的对象或是祈福驱邪的供养佛像。这和十六国时期的石窟佛像一样，造像种类比较单纯几乎清一色是禅定佛坐像，北方禅定佛的流行和南方的佛造像也有一定的关系，早在西晋时期南方就出土了较多禅定佛造像，北方这种禅定金铜佛造像很可能是受到南方这种造型的影响。
衣饰：衣服造型均为通肩衣，都是U形衣纹。小地方不一样而已，有的在胸前略呈上大下小，或较为方正，或转折较直，或为圆滑形，衣领有窄有宽，这种样式的大衣实际上是无领的，只不过右肩向左肩搭过时自然出现的褶纹形成斜领状，但此时的小铜佛像往往将这部分处理成圆领状，有的还在上面刻有联珠纹饰。佛背后制作较精致的可看到左肩后垂下大衣的一角。一般的小佛像往往背后衣纹交代得似是而非，衣纹更加简率，可推知当时的工匠们大概对大衣的穿着法也未加深究。总的看，十六国佛像的衣纹呈现一种图案化、程序化的衣纹形式。但溯其源，这种简略而具装饰性的衣纹，看似键陀罗样式，但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从键陀罗样式的佛像变化而来的。我认为十六国金铜佛造像的衣纹受到秣菟罗造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金铜佛[M].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7
[2] 季崇建.金铜佛[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
[3] 李静杰.中国金铜佛[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 刘宁.我爱收藏。金铜佛知识三十讲[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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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永靖，张浩林.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造像考略[J].东南文化，2000（03）
[8] 丁明夷.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J].文物，1984（06）
[9] 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铜佛造像研究[J].文物，2003（05）
[10 樊万象.渤海故都上京龙泉府发现金佛[J].北方文物，1991（11）
作者简介：苏丹，华东师范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院系：艺术研究所，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中国佛教美术史。